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苏慧廉年谱简编 作者:沈迦

在英国循道公会传教档案中,有一张既小又模糊的照片,与苏慧廉致父母信件放在一起,或许这就是苏慧廉1882年启程远赴温州时的形象。(本文作者提供)
穿中国服的苏慧廉(The Missionary Echo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es)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 辛酉)

1月23日,苏慧廉出生于英国英格兰约克郡哈利法克斯城。

1867年(清同治六年 丁卯) 六岁

11月,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抵达温州。

1876年(清光绪二年 丙子) 十五岁

9月13日,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

1877年(清光绪三年 丁丑) 十六岁

4月1日,温州海关建立。

在阚斐迪的建议下,决定在温州设立传教点。10月底李庆华抵达宁波,12月11日前往温州。

1879年(清光绪五年 己卯) 十八岁

李华庆在嘉会里巷寓所内创办学塾,此为艺文学堂的雏形。

1882年(清光绪八年 壬午) 二十一岁

9月13日,苏氏搭乘“尼扎姆”号离开英国。10月在科伦坡换“伦巴第”号船,11月2日终抵上海,全程50天。抵沪稍事采购,当天即转赴宁波,3日清晨抵达。

1883年(清光绪九年 癸未) 二十二岁

1月12日,苏慧廉在阚斐迪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温州。

1884年(清光绪十年 甲申) 二十三岁

10月,苏慧廉在沪期间初遇李提摩太。

路熙来到中国,年底与苏慧廉在宁波结婚。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 乙酉) 二十四岁

元旦,新婚的苏慧廉夫妇返回温州。

6月,苏慧廉在嘉会里巷原址主持重建被毁的教堂。

11月21日,路熙在宁波诞下女儿谢福芸。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 丙戌) 二十五岁

苏慧廉在温州开办戒烟所。

城市教堂(即今城西教堂)重建完工,分街头教堂与礼拜教堂两部分。街头教堂1901年前后被拆除,礼拜教堂后来则不断扩建。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 二十八岁

苏慧廉编写之《圣诗温州土白》 由内地会印书馆印行。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 壬辰) 三十一岁

苏慧廉翻译的温州方言版《马太福音》单行本由大英圣书公会出版。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 三十三岁

苏慧廉翻译之温州方言版《新约圣书:四福音带使徒行传》在英国出版。

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三十四岁

路熙主持温州女塾。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三十六岁

2月17日,定理医院正式开张。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三十七岁

年初,城西教堂扩建完成。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三十八岁

苏慧廉编撰之《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圣诗温州土白》相继出版。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三十九岁

3月7日,苏慧廉夫妇离开上海回英国述职并休假,此前温州教会举行欢送会。

夏,义和团运动爆发。温州神拳会也开展反洋教斗争,7月11日温州城里之外国人前往上海、宁波避难。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四十岁

2月,苏慧廉从英国起身,4月6日回到温州。路熙及孩子暂留英国。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四十一岁

4月6日,城西教堂举行献殿大典。该堂自1885年开始重建,经几轮扩建,终告落成。

苏慧廉翻译之温州方言版《新约圣书》在温州出版。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四十二岁

10月20日,艺文学堂举行新校园落成典礼,李提摩太赴温参加。

11月14日,苏慧廉离开上海经西伯利亚回英国,探望病重的路熙。在英期间,拜访白累德,获得在温州建新医院的全部资助。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 四十三岁

5月,苏慧廉夫妇回到中国,6月19日抵达温州。谢福芸同行。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四十五岁

1月30日,温州白累德医院举行开院典礼。

8月15日,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敦崇礼病逝。苏慧廉受李提摩太之聘接任此职。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四十六岁

7月,苏慧廉抵太原,出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此前曾赴日本考察学务。

苏慧廉传教回忆录 《中国传教纪事》在英国出版。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四十七岁

农历新年之际,苏慧廉回访温州,并停留三周。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辛亥) 五十岁

农历新年之际,苏慧廉回温州视察。2月,苏慧廉代表英方向山西政府办理移交西斋手续。7月,苏慧廉离开太原,先到北京,后返回英国,与牛津剑桥联合计划委员会见面,筹划在汉中建立华中联合大学。此前获聘担任该校校长。剑桥大学授予苏慧廉荣誉文学硕士学位。

1917年 (中华民国6年 丁巳) 五十六岁

苏慧廉在赴法华工中创建青年会,并任宗教事务部主任干事。

1920年(中华民国9年 庚申) 五十九岁

11月16日,苏慧廉正式注册成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汉学教授。同一天,获授牛津文学硕士学位。

因服务华工成绩卓著,苏慧廉被北京政府授予“文虎”勋章。

1924年(中华民国13年 甲子) 六十三岁

苏慧廉向英国政府建议成立庚款咨询委员会。次年被委任为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

苏慧廉著《李提摩太在中国》在伦敦出版。

1925年(中华民国14年 乙丑) 六十四岁

6月8日,温州艺文学堂部分学生因声援五卅运动受到校方压制,教师谷寅侯等支持学生行动,脱离艺文,另办新校。不久艺文停办。是年夏,尤树勋脱离圣道公会,成立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

苏慧廉著《中国与西方》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苏慧廉向持续三年遭受旱灾的温州捐款。

1926年(中华民国15年 丙寅) 六十五岁

2月24日,中英庚款访华代表团抵达上海。代表团随后在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5月6日至9日,苏慧廉携妻女回温州省亲。

11月21日至24日,胡适访问牛津,苏慧廉接待。

1928年 (中华民国17年 戊辰) 六十七岁

苏慧廉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教授。

1931年(中华民国20年 辛未) 七十岁

苏路熙在牛津去世,享年七十五岁。3月30日,安葬于玫瑰山墓园。遗著《中国纪行》随后在英国出版。11月,苏慧廉给温州教会邮寄该书一册。

1935年(中华民国24年 乙亥) 七十四岁

5月14日,苏慧廉在牛津寓所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沈 迦 整理 陈耀辉 摄影
來源:http://dsb.66wz.com/html/2013-02/23/content_1397730.htm

寻访六年写成《寻找•苏慧廉》讲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关系:我们欠传教士一个道歉,一个感谢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光绪九年(1883),早春,一位年仅22岁的英国青年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温州。他的汉名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这个名字后来被认为对温州乃至整个中国都举足轻重。
苏慧廉是理雅各(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的学生,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最初在山东、东北一带传教)的追随者,费正清的老师,胡适的朋友,陈寅恪在牛津大学的前任—因苏慧廉去世,陈寅恪赴牛津接班汉学教授一职。他为温州留下了第一所西医院、第一所西学堂;为中国留下了温州方言版《圣经》,并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该译本成为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作品,至今已印了三十多版;他曾在一战前线服务华工,获民国政府勋章;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力千万英镑退还中国。
“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温州人沈迦决意为这位苏慧廉先生出书立传,六年后,有了这本《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以下简称《寻找·苏慧廉》)。在上海读者见面会上,沈迦谈及此书的写作缘起:“在我写这本书之前,有关苏慧廉的介绍最多不会超过300字。所以我特别赞同一句话,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像苏慧廉这样曾服务于中国、有功于中国的传教士名单还很长很长,他们的故事值得为我们知晓。”
六根黑色大圆柱的记忆
作为一个温州人,沈迦无法忘记幼年时跟随祖母上教堂时所见到的那六根黑色的、据说是从英国运来的大圆柱—究竟什么人会将这些高达十余米的木头不远万里运到小城温州?
“我第一次知道苏慧廉的名字,是在大学毕业后到《温州日报》副刊工作。”沈迦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知道温州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有两本外国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英文写的,没什么人知道书里到底记录了什么。1999年底,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报社组织‘百年温州’专版,我和摄影记者专程去图书馆借出这两本回忆录,并翻拍了其中几张照片。这两书的作者就是苏慧廉夫妇。”
虽然之后没多久,沈迦便“下海”沉浮商界,但苏慧廉的名字却始终与教堂里的那几根黑色大圆柱一起,让他常常想念。忙碌之余,沈迦断断续续收集过有关苏慧廉的资料,发现历史对于这位将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中国的传教士实在吝啬。
“我想写苏慧廉。”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全家移民加拿大、并“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沈迦向太太吐露了酝酿已久的想法,得到首肯。一开工,困难重重。“首先是资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当的稀缺。我去过温州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走访过从事地方史、教会史研究的人,所有当时温州能找到的材料,连一篇苏慧廉的简历都拼凑不全。我后来查Google,不论中文还是英文,也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大多还是重复温州媒体抄来抄去的报道。而关于他离开温州后的行踪,更是付诸阙如。”沈迦介绍。
除了家门口的UBC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沈迦还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在北美哈佛、康奈尔、明尼苏达等几所名校的图书馆也查阅过资料。英国循道公会还授权他查阅目前存放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教会档案。
“除此之外,近年来我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沈迦说,虽已离开媒体多年,他依然信奉“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
于是,非历史学者沈迦写成的《寻找·苏慧廉》充满难得的严谨—书中千余条注释足以说明作者的努力。“有人认为书中引用原文过多,担心因此影响可读性。其实,这是我的故意为之。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我只能尽量用这些来自第一手、并用第一人称记录的材料,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眼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
“有史家将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70年代开始中兴,90年代遭遇挫折。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浇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沈迦说。


(图:.由李庆华首建、后经苏慧廉扩建的楷我公会城市教堂,至今仍屹立在温州城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胡适之友,费正清之师
胡适文章中,有很多赞美外国传教士的段落,在给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的题词中,胡适曾写: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第628页)
持这样态度的胡适,在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后与苏慧廉成为友人,一点不意外。苏慧廉之女谢福芸曾在其第一本中国题材小说《中国女士》里,记录了她与胡适的对话,这段对话发生在苏慧廉父女与胡适一同跟随庚款代表团访问各地的时候。
“接受谢福芸采访时,胡适还只有三十五岁。谢福芸直接记录下了大量胡适的宗教观念和思想,不经意间保留了他年轻时候的想法。”沈迦说,胡适除了在美国读大学时有过一回入教的冲动外,一直都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晚年在台湾,看见梅贻琦的夫人为病中的梅先生做祷告、唱赞美诗,还觉得不可理喻。“他还没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06页)
胡适唯一一次到访苏联,旅途也有苏慧廉陪伴—两人从哈尔滨同搭西伯利亚的铁路前往英国,途中胡适经停苏联,苏慧廉先行抵达英国,并随后作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陪同胡适访问牛津并讲学。
“胡适抵达莫斯科,并停留了三天。其间,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并到中山大学演讲,盛赞苏联1917年革命的成功。这三天的行程,胡适自认为很受教育……苏联当时的现实还一度改变他的思想,他甚至认为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不过,徐志摩即提醒他注意,因为胡适当时只看到苏俄的国家统一与貌似强大,并没有看到国家强大和民众弱小的关系。”沈迦说。
早三天抵达伦敦的苏慧廉,着实对远道而来的胡适之先生尽到了地主之谊,不仅到车站迎接,还邀饭、相谈甚欢。胡适也曾去苏慧廉家中看望夫妇二人及女儿。在胡适日记中,对苏慧廉在牛津的接待有详细记录。沈迦也在台北查阅到了胡适与苏慧廉之女谢福芸的通信往来,以及赠书记录。
苏慧廉作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对中国研究更为深刻的影响或许来自于其“高徒费正清”。1929年,年逾古稀的苏慧廉接到校方通知,要求他指导一名来自美国的青年学生,这位名叫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的青年二十出头,毕业于哈佛大学,来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当年获得牛津大学的罗德斯国际奖学金。外交史及一次大战原因的探讨是当时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这个青年于是想做19世纪中英关系的课题。
后来,在苏慧廉以及另一位汉学家的推荐帮助下,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关税的起源1850-1858》,1932年,这位当时25岁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做讲师,认识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夫妇,并成为好友。他们帮他取了一个响当当的中国名字—费正清。
曾助力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苏慧廉在其1928年所著《中国与英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沈迦认为,苏慧廉服务于中国,最被忽略的功绩是他曾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助力千万英镑退还中国。“对于这段往事,中国的教科书把焦点放在国耻两字上,一般指说庚款是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偿,对赔偿起因则有意无意忽略,更少有提起部分庚赔款的退回,及在中国建设事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沈迦评述。
1925年5月26日,英国国会正式通过中国赔偿用途法案,决定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对于这笔款项的运用,英国政府希望是在自身主导下进行,最终这笔赔款的用途和分配由英外交大臣和咨询委员会商议决定。咨询会员会由11人组成,全部由英外交部任命,其中包括中方三委员胡适、丁文江和王景春。“咨询委员会”的想法就是苏慧廉提出来的。
1926年初,苏慧廉随威灵顿代表团来华调查,抵沪后接受了当时的《民国日报》、《字林西报》采访,后《申报》转载了《字林西报》的采访。其后威灵顿代表团曾在上海查礼饭店(现浦江饭店)就庚赔款举行过记者招待会。
该代表团曾到访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等地,听取中英两国人士意见。其间,在汉口,苏慧廉一行还与吴佩孚面谈多次,谈及庚赔款用途,吴佩孚曾有“请以大部分造粤汉铁路、川汉铁路,及其他铁路,以路款收入为教育经费”的提议。
由英外交部任命的资讯委员会最终确定庚款用途大致可分为:1.补助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2.投资方面。完成粤汉铁路未完成之部分,约计280里,约需500万镑,如有困难,则用之于水利;河务工程,直隶水利,约需320万镑;导淮水利,约需200万镑。
“但中国政局变化的速度,远快于庚款委员的会议讨论。他们商议的报告完成后仅月余,国民革命军即开始北伐,中国局势大变,因此,该计划未能立即付诸实践。”沈迦说。

《寻找·苏慧廉》作者:沈迦

《寻找·苏慧廉》作者:沈迦
 來源: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atalog.php?book=233849
传教士苏慧廉 他曾见证一个时代
 2013年04月13日
来源:新京报
不得不向这书的作者沈迦致敬。为了找寻这位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的历史足迹,沈迦先生几乎跑遍全球,同时也对许多还活着的后人做了一系列的口述,这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种坚忍不拔的搜寻,都让我们肃然起敬。文中对那些历史中平凡的小人物也有细致生动的描写,让人禁不住想起陶渊明那封有名的书信。做县令的陶渊明曾给儿子请了一名长工,信中陶渊明给儿子写道:“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看到沈迦写到的那些普通百姓的离合悲欢,我不断地想起陶渊明的这句话。
苏慧廉 英国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二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书评人 林建刚
我对外国传教士角色的重新认知,来源于大学时代读胡适的书。胡适文章中有很多赞美外国传教士的话,在给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的题词中,胡适写道: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第628页)
我还清楚记得我看到这句话时的疑惑,因为这与我所接受的中学历史教育大相径庭。为了释疑解惑,我当时看了两本关于传教士的书:《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和《司徒雷登回忆录》。这两本书颠覆了我对外国传教士的最初看法。后来我还知道,完整版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其实还有胡适精彩的序言,只不过我看到的那本并没有胡适的序。
苏慧廉的一生
回到《寻找·苏慧廉》这本书,作者沈迦通过追寻苏慧廉一家的足迹,为我们勾勒出了一群传教士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风采。1883年,为了传教,出身英国的苏慧廉来到异国他乡的温州。
苏慧廉传教的方式效法的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曾说;“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来到温州的苏慧廉,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温州话,这一方面便利了他与温州人的交流,同时也为他后来写温州方言版《圣经》奠定了语言基础。
到温州一年后,苏慧廉的未婚妻路熙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在中国成婚、育女。起初,这对外国夫妇的到来引起了当地人的好奇,他们的传教更招致排斥。猎奇的人们围着他的妻子路熙,仇视基督教的人向他们投掷石块,甚至放火烧掉教堂。
苏慧廉深刻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疾苦与愚昧,为了缓解当地民众的病苦,更为了得到当地人的认同,传播西方文明,苏慧廉还与其他传教士创办医院,为当地民众医治疾病,帮助那里的民众戒除鸦片毒瘾。随着影响力的增大,苏慧廉还帮助李提摩太创建山西大学堂,而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则创办培华女校,林徽因就曾就读于那所学校。
后来,回到英国的苏慧廉因为杰出的汉学成就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写了《中国与西方》,将《论语》翻译成英文。1920年英国打算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对中国极为熟悉的苏慧廉还成为了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与胡适、丁文江、蔡元培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有了密切的交往。
此后的苏慧廉,还曾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成为那里的访问教授,费正清就是他的学生。1935年,苏慧廉在牛津逝世,享年74岁。
以德报怨与以德报德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数人都跟苏慧廉一样,对于中国充满善意,乐于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明之路。不论是说“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戴德生,还是领导广学会的李提摩太,为了使中国走向健康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他们都曾殚精竭虑。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事无疑是当他们面临教案时的态度。
1900年,慈禧打算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各地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教案。其中,山西教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教案。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严格执行慈禧的指令,在山西境内肆意屠杀外国传教士以及教民,酿成惊天血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后,急于媾和的慈禧把毓贤作为替罪羊抛了出去,毓贤最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过去十一年之后,辛亥革命发生,誓要驱除鞑虏的革命志士在山西杀戮满人,作为满人的毓贤的女儿在退无可退之时,逃到了山西教会,寻求避难。那些在山西的传教士都清楚她就是那个大力屠杀传教士的毓贤的女儿,但依然接受了她,并帮助她躲过了这一劫难。这不就是以德报怨的典范吗?
同样是在1900年,与山西巡抚毓贤屠杀传教士不同,陕西巡抚端方则提前三天把慈禧的命令告诉了在陕西传教的传教士,提前得到信息的传教士顺利逃走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传教士来到北京寻求军队保护。在此期间,他们看到有士兵要洗劫一座中国大宅,传教士敦崇礼制止了这些士兵的胡作非为,保护了这座宅邸,而这座宅邸的主人恰恰就是拯救他们的陕西巡抚端方,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以德报德吧!
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外国传教士而言,传教除了要入乡随俗之外,最迅速的传教方式就是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爱德华·欧文指出的“去拜访思想和文化上的领军人物”。受到爱德华·欧文以及李提摩太的影响,在传教过程中,苏慧廉有意结交一些当时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化名流。因此,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慧廉,因为中英庚子赔款的关系,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苏慧廉父女与胡适的交往就是一件有趣的故事。
苏慧廉母女与胡适的交往,对于我们研究胡适的思想很有帮助。1926年前后的胡适,从思想上开始倾向社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胡适对计划经济的迷恋以及对苏俄的公开颂扬两方面。许多研究胡适的学者都曾从这两方面对这一时期的胡适做过研究。而苏慧廉女儿谢福芸跟胡适交往的史料则给我们提供了从宗教角度来审视胡适思想的机会。
因为苏慧廉父女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去往苏俄的火车上,谢福芸与胡适交流了他们对宗教的看法。据谢福芸回忆,这一时期的胡适,曾不断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观点。
众所周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的名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宗教观可能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当时胡适为什么开始“左倾”,而对于当时英美国家所宣传的苏俄的红色恐怖,胡适则认为俄国的红色恐怖被夸大了,或许正因如此,当时游历苏俄的胡适在大力颂扬苏俄成就的同时,却忽略了苏俄阴暗的一面。
苏慧廉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密切交往,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徒善秉仁与文宝峰。文宝峰和善秉仁两人跟当时北平的自由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因为他们都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所以他们当时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后来文宝峰还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而善秉仁则与苏雪林等人编著了《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这本书对后来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提供了不少灵感。当然,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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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司徒雷登、卜舫济、李提摩太都曾深深影响中国文化。去东方,收获灵魂,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成为我们的历史。
寻找·苏慧廉的评论     
  《寻找·苏慧廉》静悄悄地穴居在贵阳折价书店“五之堂”的某个角落里,孤零零的等到我近日甫回到贵阳时邂逅相遇。这是一个温州人满怀对温州的深情,漂洋过海、穿越无数档案、书信和图书馆,走访无数人士,探访考据的一段温州旧事,是温州千百年厚厚历史里的一页,也是山西大学堂历史里厚厚的一页,是整个中国近代史里异乎寻常的一页,是可以一窥晚清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一页。
  记得每次从青岩回来的路上,都会思绪连篇,那场轰动天下的“青岩教案”已经尘埃落定,成为历史里厚重的一笔,其中面目狰狞的传教士,以及教案里那些所谓曾经的“暴民”今世的“民族义士”,还有那些居中调停的乡绅,镇压各方势力的官吏,总觉得有些事情并非那些种种文字说明那么简单,后来再接触一些教案的时候,依然带着这样的疑问。只是我从未真正用心探寻答案。
  现在,通过《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特别是其中记录的资深传教士狄考文在《传教士与民众问题》里声称传教士式“中国的朋友”,而非西方列强的政治工具,忽然明白,一如因《狼厅》而获得布克奖的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所说“历史下面还有一层历史”。
  翻开这本书,如临苏慧廉所在的晚清,走近那个似曾相识的温州,看见那个在“中国的犹太人”中辛勤学习浙江话中相当难懂的温州话,并最终能娴熟地用本地语传教的年轻传教士,看见他在温州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看见他在山西治学,完成《论语》翻译,一如1907年苏慧廉出版的回忆录《中国传教纪事》中,当年陪同他来到温州的老牧师阚斐迪为该书所写名为《温州之声》的书评——“温州的生活——类似传教士们在其他地方的真实生活——意味着虔诚的祈祷、奋发的努力、长久的忍耐以及对主的工作绵延不绝、牢不可破的忠诚。”那个词“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特别是苏慧廉明明知道“因为传教士居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的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理论不能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他还是来了,这便是对他所信仰的理论的“忠诚”。从此,他就与这个最现实的民族无法分开了,直至从事针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甚至帮助华工翻译等等,最终成为了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在作者沈迦的眼里,光绪九年(1883年)的早春,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这个年仅22岁的英国青年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温州,成为温州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促使他在130年之后漂洋过海“千万里追寻”的逊因,更因为“他是理雅各的学生,是李提摩太的追随者,是费正清的老师,是胡适的朋友,是陈寅恪的前任。 ”“他的名字,与温州方言版的《圣经》、英文版的《论语》、《中英佛学词典》紧紧相连。 ”“他的劳作,留在温州第一所西医院、第一所西学堂里。 ”“他的相片悬挂在牛津大学的墙壁上。”苏慧廉,那是对他故乡对他祖母有着重要意义的人,是迄今他能找到当年温州影像的源头;而对世界而言,苏慧廉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著作都具有深远影响。
  慢慢在筑城夏日凉爽的清风里读完此书,不仅渐渐对如李华庆、苏慧廉、狄考文、甚至宋耀如这样的传教士所来自的偕我会略有所知,更多的是发现曾经读过的历史书上写的那种固定的面目狰狞的家伙,他们其实对近代中国有着许多正面的影响,比如那个被历史学家丁则良定位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李提摩太,他与苏慧廉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苏慧廉非常赞赏他并为之立传,李提摩太将“山西教案”的赔款化作了“山西大学堂”成为后来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的前例,他大力办报、办刊等“文化传播”,第一个给中国带来“马克思”这个名字,“他坚定地认为,是为社会福音,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确,那些传教士为民众提供最具有实际效用的西医院、西学堂至今依然存在各地,成为无数医院和大学的前身。
  历史,依然保留着无数的教案此起彼伏的发生,在苏慧廉出生的那年,“震惊海内外”的贵州“青岩教案”发生了,苏慧廉到达温州不久“甲申教案”发生,苏慧廉离开温州前往山西之前,血淋淋的“山西教案”刚刚发生,此前此后,在传教士更多的江南和中原教案频发,终于,苏慧廉离开中国之后三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撇开“傲慢无礼”“言而无信”的当局那些反复无常的政策,其中更多的深层次原因依然值得探寻,或者其中很多的人值得重新审视,甚至如与苏慧廉一家知交颇深的山西翁家和渠家都没有信仰基督教这样的异例,跨文化交流依然是数个世纪来的不变的课题。
  不管在各方面的历史记录里的苏慧廉有着怎样不同的面目,或善或恶,或真或假,留在苏慧廉墓碑上的却那两句出自《圣经》铭文“The path of the just shall shine .Their work abideth.” ——日光之路永存。
  沈迦并非专业的历史人士,而此书却具有史学家端正公平的态度,兼引了各方的正反论述,丰富的注释和引证,同时,又具有怀旧诗人的情怀,且文笔简洁明朗,慢慢读来,不仅读到苏慧廉,还读到当时当世的种种东西方文化世事的纷纭,却能不因历史的沉重而抑郁,而因历史的沧桑与作者感同身受、感慨万千——“欲辩忘言”。从苏慧廉在温州的种种经历读到他到达山西之前一段有关山西大学堂成立前后的往事,读到他爱妻苏路熙以及爱女谢福芸留下的近代中国的种种辛酸、种种善恶,沉寂在历史深处的各色灵魂隐隐浮现,那个许多人颠沛流离的时代,仿佛历历在目,历史里留下名字的灵魂,一个个闪现,带着与之前见过的几近不同的面目。沈迦在第六章留下了丘吉尔的名言“你往后看多远,就能往前看多远。”
  掩上书的时候,想起来苏慧廉夫人苏路熙写在《中国纪行》的最后一句话:“……东方和西方,美丽和力量需要彼此互补,当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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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苏慧廉》: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不得不向这书的作者沈迦致敬。为了找寻这位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的历史足迹,沈迦先生几乎跑遍全球,同时也对许多还活着的后人做了一系列的口述,这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种坚忍不拔的搜寻,都让我们肃然起敬。文中对那些历史中平凡的小人物也有细致生动的描写,让人禁不住想起陶渊明那封有名的书信。做县令的陶渊明曾给儿子请了一名长工,信中陶渊明给儿子写道:“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看到沈迦写到的那些普通百姓的离合悲欢,我不断地想起陶渊明的这句话。
苏慧廉 英国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二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我对外国传教士角色的重新认知,来源于大学时代读胡适的书。胡适文章中有很多赞美外国传教士的话,在给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的题词中,胡适写道:四十年的苦心经营,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恶名。如果这就是“文化侵略”,我要大声喊着,“欢迎!”(《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第628页)
我还清楚记得我看到这句话时的疑惑,因为这与我所接受的中学历史教育大相径庭。为了释疑解惑,我当时看了两本关于传教士的书:《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和《司徒雷登回忆录》。这两本书颠覆了我对外国传教士的最初看法。后来我还知道,完整版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其实还有胡适精彩的序言,只不过我看到的那本并没有胡适的序。
苏慧廉的一生
回到《寻找·苏慧廉》这本书,作者沈迦通过追寻苏慧廉一家的足迹,为我们勾勒出了一群传教士在晚清民国时期的风采。1883年,为了传教,出身英国的苏慧廉来到异国他乡的温州。
苏慧廉传教的方式效法的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曾说;“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来到温州的苏慧廉,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温州话,这一方面便利了他与温州人的交流,同时也为他后来写温州方言版《圣经》奠定了语言基础。
到温州一年后,苏慧廉的未婚妻路熙也来到了这里。他们在中国成婚、育女。起初,这对外国夫妇的到来引起了当地人的好奇,他们的传教更招致排斥。猎奇的人们围着他的妻子路熙,仇视基督教的人向他们投掷石块,甚至放火烧掉教堂。
苏慧廉深刻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疾苦与愚昧,为了缓解当地民众的病苦,更为了得到当地人的认同,传播西方文明,苏慧廉还与其他传教士创办医院,为当地民众医治疾病,帮助那里的民众戒除鸦片毒瘾。随着影响力的增大,苏慧廉还帮助李提摩太创建山西大学堂,而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则创办培华女校,林徽因就曾就读于那所学校。
后来,回到英国的苏慧廉因为杰出的汉学成就成为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写了《中国与西方》,将《论语》翻译成英文。1920年英国打算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对中国极为熟悉的苏慧廉还成为了中英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与胡适、丁文江、蔡元培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有了密切的交往。
此后的苏慧廉,还曾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成为那里的访问教授,费正清就是他的学生。1935年,苏慧廉在牛津逝世,享年74岁。
以德报怨与以德报德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大多数人都跟苏慧廉一样,对于中国充满善意,乐于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明之路。不论是说“我若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戴德生,还是领导广学会的李提摩太,为了使中国走向健康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他们都曾殚精竭虑。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事无疑是当他们面临教案时的态度。
1900年,慈禧打算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各地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教案。其中,山西教案是当时影响较大的教案。当时的山西巡抚毓贤严格执行慈禧的指令,在山西境内肆意屠杀外国传教士以及教民,酿成惊天血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后,急于媾和的慈禧把毓贤作为替罪羊抛了出去,毓贤最终死于流放途中。
此事过去十一年之后,辛亥革命发生,誓要驱除鞑虏的革命志士在山西杀戮满人,作为满人的毓贤的女儿在退无可退之时,逃到了山西教会,寻求避难。那些在山西的传教士都清楚她就是那个大力屠杀传教士的毓贤的女儿,但依然接受了她,并帮助她躲过了这一劫难。这不就是以德报怨的典范吗?
同样是在1900年,与山西巡抚毓贤屠杀传教士不同,陕西巡抚端方则提前三天把慈禧的命令告诉了在陕西传教的传教士,提前得到信息的传教士顺利逃走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传教士来到北京寻求军队保护。在此期间,他们看到有士兵要洗劫一座中国大宅,传教士敦崇礼制止了这些士兵的胡作非为,保护了这座宅邸,而这座宅邸的主人恰恰就是拯救他们的陕西巡抚端方,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以德报德吧!
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外国传教士而言,传教除了要入乡随俗之外,最迅速的传教方式就是苏格兰长老会牧师爱德华·欧文指出的“去拜访思想和文化上的领军人物”。受到爱德华·欧文以及李提摩太的影响,在传教过程中,苏慧廉有意结交一些当时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化名流。因此,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上世纪20年代的苏慧廉,因为中英庚子赔款的关系,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苏慧廉父女与胡适的交往就是一件有趣的故事。
苏慧廉母女与胡适的交往,对于我们研究胡适的思想很有帮助。1926年前后的胡适,从思想上开始倾向社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胡适对计划经济的迷恋以及对苏俄的公开颂扬两方面。许多研究胡适的学者都曾从这两方面对这一时期的胡适做过研究。而苏慧廉女儿谢福芸跟胡适交往的史料则给我们提供了从宗教角度来审视胡适思想的机会。
因为苏慧廉父女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在去往苏俄的火车上,谢福芸与胡适交流了他们对宗教的看法。据谢福芸回忆,这一时期的胡适,曾不断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观点。
众所周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是马克思的名言,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胡适的宗教观可能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也可以解释当时胡适为什么开始“左倾”,而对于当时英美国家所宣传的苏俄的红色恐怖,胡适则认为俄国的红色恐怖被夸大了,或许正因如此,当时游历苏俄的胡适在大力颂扬苏俄成就的同时,却忽略了苏俄阴暗的一面。
苏慧廉与当时知识分子的密切交往,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的天主教徒善秉仁与文宝峰。文宝峰和善秉仁两人跟当时北平的自由知识分子有密切交往,因为他们都对中国现代文学感兴趣,所以他们当时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后来文宝峰还曾用法文写过一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而善秉仁则与苏雪林等人编著了《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这本书对后来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提供了不少灵感。当然,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来源出处:http://cul.qq.com/a/20130417/00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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