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模糊不清的照片，在十幾年的時間裡不停發酵，成一個心結。終於到了2007年，曾經的記者、商人沈迦放下一切，投入一場只屬於他一個人的歷史探索，千里追蹤，找到了大部分答案。
照片的主人公，叫“蘇慧廉”，一個即使是專業歷史學者都感到陌生的名字，但卻是一個早應引起中西漢學界注意的名字。
沈迦靜靜地看著車窗外的藍天白雲，看著清澈卻深不見底的大海，看著以百公里時速向後飛馳的欄杆，車正離開溫哥華，上了通向烈治文的跨海大橋，沈太太安靜地開著車。突然，他開口了，聲音不響但堅決：“我想做這個事，我想寫他。”
沈迦想寫的這個人，中文名叫“蘇慧廉”。
初識蘇慧廉
1991年大學新聞系畢業之後，沈迦回到家鄉擔任《溫州日報》文化版記者、編輯。他注意到，幾乎所有與溫州開埠有關的歷史書籍和報導中，都會用同一張照片。它大約攝於19世紀後半期－－溫州的近代化歷史，開始於1876年的《中英煙臺條約》。
照片裡的溫州，還是一個由密集平房、鱗次瓦頂、林立船桅構成的中世紀小城。沈迦發現，這張照片來自于一本英文書——《中國使命》作者名為“蘇慧廉”，英文William Edward Soothill。他的妻子也寫過一本書，叫《中國往事》。這兩本書在整個溫州市各只有一本。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另一個溫州人，考古大家夏鼐在北京舊書攤上買到了它們，後來被溫州圖書館借去。1985年夏鼐去世後，它們就被收藏在溫州圖書館裡當作善本，不准外借。因為《溫州日報》的記者身份，沈迦去圖書館，能被允許翻翻這兩本書，偶爾複印一兩頁。
幾乎所有追溯溫州近代史的書籍、報導、紀錄片，都會使用這張照片。時間久了，沈迦越來越感到好奇，這張照片的拍攝者，這兩本書的作者，是什麼樣的人？
工作之餘，他查閱了溫州的地方誌，以及所有能夠得到的相關材料，只能隱隱勾勒出一個主人公在溫州時的大致輪廓。
蘇慧廉是英國“偕我會”（後來改名為“循道公會”）派到中國的傳教士。他主持大規模重建的“城西堂”，至今還是溫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2008年剛剛慶祝了建成110周年。
小時候，沈迦陪奶奶去過這家教堂，對那裡很熟悉。教堂的淨空很高，裡面有六根黑色巨型圓柱，它們和中國古建築裡朱紅色的圓柱完全不同。他也模糊地記得，很早就有長輩提起過，這些柱子是從英國千里迢迢運來的，原來蘇慧廉就是它們的奠基人。
業餘時間的探索極其有限。雖然沈迦對蘇慧廉發生興趣了足有十年，那個遙遠的身影仍然極其模糊，就像他留給溫州的唯一一張照片那樣。
這個迷一樣的人是什麼時候來的溫州，除了那所教堂之外又做了什麼，什麼時候走的，之後的命運呢？
用溫州方言翻譯聖經
1881年時，從英國到中國的海路需要兩個月時間。21歲的他孤身一人，飄洋過海而來。
蘇慧廉生於1861年，學過法律，曾在曼徹斯特一家律師樓工作。他通往中國的路，始於一本雜誌，上面登了循道公會招募志願者的廣告。蘇慧廉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當時就有一種感動。志願者只有一個名額，就在中國——寧波教區駐溫州的傳教士去世了，需要有人繼續他的工作。
蘇慧廉在溫州一待25年。幾年後，未婚妻也來了。倆人在溫州舉辦婚禮，生下一子一女。兒子在四歲時離開溫州，女兒則一直跟隨父母左右，也成了一個中國通。
到溫州後不過半年，蘇慧廉就能用溫州話上臺講道——這是一種連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望而生畏”的方言。後人不得不感慨，這個外國人有怎樣的語言天才，又是怎樣勤學苦練才能做到呢？
在城西堂的重建碑文上，至今還留有蘇慧廉寫的銘文。其中有一句文言文：“中外集資成數，庀材鳩丁，昕夕董治，月圓十度，方始告竣”，這段現在大部分中國人讀起來都拗口的文言文，翻譯成現代漢語是：集合了中外大筆資金，窮盡人力物力，不分晝夜地加班苦幹十個月，終於竣工。
蘇慧廉還用溫州方言翻譯了聖經的《新約全書》，並且用拉丁字母給當地方言之一，甌音的進行注音。蘇慧廉用過的講稿，有些保留到了今天，那上面還有他用拉丁文字的注音。
這些資料在語言學上非常寶貴，因為它們無意中記錄了一個世紀之前溫州方言的發音規則。
溫州的現代化醫療體系由蘇慧廉開創
蘇慧廉在溫州創建了一家“藝文學堂”，英文名是“college”。也就是說，十九世紀後期，溫州這樣一個偏具一隅的中等城市已經開始了高等教育。蘇慧廉聘請的校長來自英國，是劍橋大學的博士，後來在溫州也待了20多年。
1903年，開學典禮上，應邀出席的還有他的好友，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過傑出貢獻的李提摩太，他也是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翻譯家和教育家——1907年，在溫州待了25年之後，蘇慧廉走馬上任山西大學（時稱“山西大學堂”）校長，也是接了李提摩太的班。
另一方面，溫州的現代化醫療體系也由蘇慧廉開創。1906年，他創辦了白累德醫院，這是溫州第一所西式醫院，1949年之後，它改稱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懸壺濟世至今。說起來，當年參與接管這家醫院的一名外科醫生，就是沈迦祖母的姐夫，沈迦就是在他家長大，叫他“爺爺”。
2007年決意“尋找蘇慧廉”的沈迦，其時已不做記者，下海經商，幾番打拼後，擁有了一家規模不小的公司。沈太太說：“你還有別人不具備的條件——吃飽了飯沒事幹。”
沈迦知道，他的條件已經成熟，他已經進入了最好的研究、寫作狀態，一個人的歷史研究從此開始。
沈迦先後讀了不下100本書，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拼出蘇慧廉的生活軌跡，其中的困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譯名不統一。“William Edward Soothill”最正確的譯法應該是“威廉·愛德華·蘇西爾”，“蘇慧廉”可能是他本人取的中文名字，史料中還有很多譯法，甚至有民國教育資料說他是個女人。
他當時已是全中國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蘇慧廉對中國的最大的貢獻，在於教育。“山西大學堂”是用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當時和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北洋大學堂（今天津大學）齊名。這是當年僅有的三所公立大學。
當年的中國高教體系頗有相容並蓄的雅量——僅此三家大學，就分別採取了美國、英國和日本式的不同管理模式。山西大學堂是學英國的。其中設立“中學專齋”和“西學專齋”兩個分部。蘇慧廉就是接替李提摩太，擔任“西學專齋”的“總理”，相當於校長。
當年中外約定，西學專齋由中方的庚子賠款建立，由外方全權管理，經營十年之後交還中方，所以蘇慧廉任職到1911年，作為最後一任外方校長，辦完轉交事宜才離任。
沈迦找到了山西大學百年校慶（2002年）的內部出版物，發現“蘇慧廉”這個詞條的前言作者，正是蘇的後人。通過山西大學，沈迦聯繫到了蘇慧廉的曾孫——一個內燃機工程師。
他還記得一直到上世紀七十或八十年代，家裡保留了一套中國清代的官服，因為那是貴族的象徵，很不幸，後來失竊弄丟了。但除了那套官服，他對蘇慧廉一無所知。英國人也沒有掃墓的傳統，他連祖先葬在哪裡都不知道。於是，這條線索就斷了。
事實上，那套官服是山西巡撫上奏，表彰傳教士們開辦教育有功，封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蘇慧廉三代正二品。
蘇慧廉離任和辛亥革命幾乎同時，那一年各國差會有一個宏大計畫，要在中國聯合開辦一所最好的大學，定名為“華中大學”，而蘇慧廉被公推為首任校長，負責籌備的協調事宜。可見他當時已是全中國首屈一指的教育家。
為了“華中大學”，蘇慧廉回到英國籌款，募集到30萬英鎊啟動資金。遺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讓這個計畫完全落空。但蘇慧廉夫婦的教育理念仍得到了實現——他回國後，太太在北京留了一段時間，繼續辦學，她開設的學校叫“培華女子中學”：1916年入學的一個女孩子後來名震中國，叫林徽因。
第一文官家族的命運轉折
沈迦發現，謝福芸的四部小說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書裡的主人公都用了化名或職務代替，但她寫下的故事大都有原型。比如胡適的名字沒有出現，只說是一位“邏輯學教授”。
於是，謝的四部小說構成歷史導遊圖中的骨架，細心校勘就能發現很多尚未被史家解開，甚至注意到的謎團。它們聯絡的進路和出途，都光輝無比。但後人窮經皓首卻弄不明白，為什麼歷史在這裡轉了一個彎呢？沈迦就像一個耐心的鎖匠，細心挫去板結了一個世紀的塵埃。當歷史之鎖叮噹一聲開啟，他恍然大悟，原來機簧線路是如此連接的啊。而鑰匙，就是蘇慧廉。
在謝福芸的三本書，和蘇慧廉太太的回憶錄裡都提起一個人，名叫“Li Cheng”（勵誠），說是個名門之後。尤其是蘇太太說得很明確:“宰相翁同蘇被罷免，他是我們的朋友勵誠的叔叔”。而在謝福芸的小說裡，勵誠的妹妹“花兒”（Flower）和謝本人是結拜姐妹，在天津同吃同住。也就是說，翁家和蘇慧廉有非常密切的聯繫，從此，沈迦開始聚焦這條關聯。
翁同蘇一家出了三個狀元，滿門高官，可謂是中國文官的第一家族，其家族史承載了中國知識份子在那一場時代大潮中的命運變遷。他們和傳教士的聯繫，卻很少為人所知。
翁氏後人中，現在最著名的人物是大收藏家翁萬戈。翁家是個大族，姑表甥侄關係複雜，又相互過繼。如果畫一張表，會像一棵百年古樹一樣枝杈交錯。翁萬戈的族名“翁興慶”，屬於翁家“慶”子輩，也是翁同蘇之後的第五代。翁同蘇本人無後，翁萬戈一支被過繼到了老狀元家，因此得享翁同蘇的收藏，後來成就了世界級收藏家的地位。
現在翁萬戈也已年過九旬，居住美國，在全球華人中赫赫有名。沈迦素來喜好字畫，對翁萬戈仰慕已久。他托人向北京的嘉德拍賣行打聽，因為翁家有藏品通過他們拍賣。對方卻很警惕，要知道在這個圈子裡，去找拍賣行的上家是很犯忌的事情。
沈迦反復聯絡，終於把謝福芸書裡的一張照片送到翁萬戈手中。九旬老人看到以後說：“裡面一個孩子就是我。”沈迦和翁萬戈取得聯繫後，曾問老人，你們是中國文官第一家族，怎麼會不走私墅開蒙，應試中舉的老路，去上教會學校呢？答案都是蘇慧廉。
謝福芸和蘇太太書中提到的“勵誠”，就是翁萬戈的父親翁之熹。因為蘇慧廉的影響，翁之熹畢業于天津的教會學校，後來去了英國，為中國赴歐洲考察的代表團做翻譯。謝福芸本人也被翁之熹的父親收為義女，按輩分算是翁萬戈的姑姑。至今翁家人也都口耳相傳當年有個外國來的“蘇小姐”。後來，翁萬戈也出國讀書後來定居美國。是蘇慧廉，影響了中國這個最具有代表性的家族命運。
牛津的漢學大家
1911年，蘇慧廉回到英國。“華中大學”由於戰亂擱淺，但蘇慧廉仍然在烽火連天的歐洲，做著和中國教育有關的事，他創立了赫赫有名的法國華工青年會（YMCA）——中國向德國宣戰之後，有20萬華工踏上歐洲戰場。青年會就是為他們服務的組織。
當時蘇慧廉麾下的兩位知識份子，後來在中國也赫赫有名。一是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一是晏陽初。後者榮耀一生的平民教育，就是在法國從教華工識字、寫家信開始的。1943年，宴陽初被美國人評為“十位現代具有革命性貢獻的偉人”之一，與愛因斯坦、福特、杜威同列。
一戰結束，蘇慧廉受聘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在英國高等教育體系中，教授是罕見的高位，鬚髮如雪的講師、副教授比比皆是。
牛津漢學教授一職還是終身制，至今為第九任，蘇慧廉是第四任。1920年他受聘時，前任已辭世兩年，職位一直空缺，可見牛津大學的考核嚴謹。
而蘇慧廉在中國待了30多年，既不是牛津大學畢業，又沒有學位，雖然已經坐定了這個位置，卻不合牛津的體制。於是英國人“特事特辦”，蘇慧廉正式註冊成為牛津大學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漢學教授的當天，牛津大學授予他碩士學位。這是1920年11月16日。
他何德何能被如此青睞？
蘇慧廉在山西大學任上，就重新把《論語》翻譯成英文。他的譯本至今還是牛津大學最認可的經典翻譯，版號已經翻新到了三十多版，仍在出版。
很可能就是在好友李提摩太去世後，他寫下《李提摩太在中國》，很可能就是在後者的影響下，蘇慧廉對佛教產生了興趣，因此在牛津任上，他翻譯了《妙法蓮花經》（The Lotus of the Wonderful Law），又撰寫了一本中國佛教術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這兩本書奠定了他一生的漢學地位，到今天都是佛教研究領域中最好的英文工具書之一。
作為牛津的漢學教授，蘇慧廉留下著作十餘冊，另有論文若干。1928年他被邀請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半年的訪問學者。蘇慧廉寫了一封信給牛津校方：第一位受聘為這個項目訪問學者的是伯希和，即第一個把敦煌古卷帶到西方的人，乃公認的漢學大家；第二位是劍橋大學的翟理斯，是李白的詩作和《聊齋志異》的譯者，也是漢學巨星；現在是歷史上第三位。此時，兩位前輩都已過世，蘇慧廉在當時世界漢學界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牛津一定要批准我去。”蘇慧廉不無驕傲地在信中寫道。
與蔡元培、費正清、胡適的交往
20年代以後，所有第一流的中國知識份子造訪牛津，都由蘇慧廉對口接待。如蔡元培1924年作為中國教育界的代表訪英，蘇慧廉請他做了文物鑒定的工作。
20年代末，有一個美國年輕人來牛津攻讀漢學博士，投入蘇慧廉門下。蘇建議他去中國調研考察、學習中文。在中國，他結識了也算是同門的林徽因。林才女給他取了一個漂亮的中文名字——“費正清”。很遺憾，待費正清結束中國之行，回英國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時，蘇慧廉已經過世。
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的繼任者，中選的是陳寅恪。陳卻因為眼疾未能成行。
沈迦在謝福芸的一本書裡，還看見一幅讓他頗為吃驚的照片，畫中人不是胡適嗎？
蘇慧廉和胡適的合影攝於1926年。那一年英國下院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決定將英方退回的賠款用於興辦教育，在中國選派赴英留學生。
中英雙方建立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商談這筆賠款的使用細則，並在全國各地考察。英方掛帥的是威靈頓勳爵，蘇慧廉為此向牛津請假一年，加入委員會重返中國。中方的代表則是胡適、丁文江等。
蘇慧廉的年紀比胡適整整大了一輩，但一路相談甚歡。結束中國之行後，他們又乘火車進蘇聯，一起走遍整個歐亞大陸回到英國。不離左右的，正是蘇慧廉的女兒謝福芸，後來她把這些經歷都寫進了自己的小說。
在這裡，歷史是活的
一個人的研究歷史到了2008年，沈迦依然無從知曉蘇慧廉何時去世，葬在何處。
通過網上舊書店，他買到了一本蘇慧廉的學術著作《中國三教》（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那本書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前任主人也是個有心人，在封底貼了一張發黃脆頁的《紐約時報》剪報殘片，是蘇慧廉去世的消息。
報紙上只有1935年字樣，沒有確切日期。於是沈迦在圖書館裡調閱了那一年《紐約時報》的所有縮微膠捲，他進而猜想《紐約時報》的消息可能是從英國媒體轉載來的，於是又查閱了同期的《泰晤士報》，終於在1935年5月15日的頭版，發現了以下一行字：“蘇慧廉教授于昨晚在牛津Bloomberg Street去世。”沈迦大喜，這不是連蘇慧廉在牛津的住址都找到了嗎？
沈迦知道，治史者，最好能見到實物。2009年3月，他來到牛津。
初春的嫩綠覆滿了數百年的老樹，背後是故舊的教堂、教室，他所在的家庭旅館，衛生間的水龍頭上面刻著字：產於1901年。沈迦意識到——在這裡，歷史是活的，他所處的牛津還是蘇慧廉的牛津。
沈迦找到牛津大學圖書館，想調閱這裡的歷史檔案。但根據校方規定，他需要牛津大學的教授作推薦人才能看到。一位元東方善本部的負責人接到電話，回答：“快讓這個中國年輕人到我辦公室來”。
這個和善的老頭，叫David，一輩子精通中國文言文，卻不懂現代漢語的聽說讀寫，發回的郵件都是“君頓首”之類。
沈迦像一個求教前輩的年輕偵探，向他攤開手中的所有線索。
David建議直接打電話給牛津的市政廳，看看他們那裡有沒有蘇慧廉墓地的記錄。過了一會，對方回電，沈迦小心聽著濃重的牛津音的交談，不時蹦出一個名字“Lucy”，突然想起，那是蘇慧廉太太的名字啊，找到了！
蘇慧廉夫婦的墓地是以蘇太太的名義購下，但兩人最終歸葬一處。
沈迦和David立刻前往實地，那裡是一塊長滿青草的空地，墓碑、號碼一概無影無蹤。David 知道，按照英國人的習慣，如果是沒有墓碑的墓地，一鎬打下去應該能看到棺木周圍有金屬銘文。
墓地上有一束塑膠花，下面是個金屬的支架，老頭也不管對旁人是否尊敬，把花拔掉，拿金屬管當洛陽鏟用，扒開表層土，挖出已沉於地下的墓沿花崗岩界石，然後就看到了金屬的刻字。
這兩人一起努力，刨開棺木周圍的表層泥面，再拂去塵土，重見天日的正是蘇慧廉夫婦的名字。
“他們的功業長存”
後來沈迦才知道，David在牛津的地位很高，下級去見他的時候都要穿上袍子以示尊敬。這一天他卻像個孩子一樣，不住說今天是“lucky day”。
下午，他又拖著沈迦去尋找蘇慧廉的故居，一路上嘀咕著：“蘇慧廉很富有嗎？你給我的位址，可是房價極其昂貴的地方啊。”沈迦答道：“我查到他的遺產不過1600英鎊，而且生前還要出租房屋補貼家用，不會很有錢。”到了地方一看，原來那是牛津大學的校產，蘇慧廉只有在世時可以無償使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蘇慧廉去世後，謝福芸很快搬離牛津。
謝福芸的後半生極其坎坷，她一度成家，嫁給另一位漢學家“謝立三”，所以她給自己冠以“謝”姓。謝立三曾任英國駐溫州、重慶和臺灣的領事。他的年紀比蘇慧廉還大，於1925年去世。寡居的謝福芸之後又和父親一起生活了十年。
大有收穫的第二天，David就把這個資訊發到牛津大學圖書館的新聞網頁上。老頭也不掠人之美，貼上了沈迦在墓地拍下的照片，說是這個中國年輕人，幫助牛津大學貼補了校史上的一個空白。
現在，沈迦正忙於《蘇慧廉傳》的寫作。從英國回來後，他偶然看了賈樟柯導演的《二十四城記》，螢幕上的最後一句話讓他深有感觸：“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他想到蘇慧廉，想到牛津的墓地上，蘇慧廉夫婦名字邊也刻《聖經》上的一個句子：“他們的功業長存。”
“我想，我跨越重洋千里追尋到這裡。不過就是為了證明這句等待了我幾十年的話吧。”沈迦謙遜地說。
除了他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國》之外，他幾乎沒有在歷史上留下蹤跡。其實，他的生命軌跡，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一群重要人物的命運，如翁同蘇、胡適、費正清、陳寅恪、林徽因。
他偶然看了賈樟柯導演的《二十四城記》，螢幕上的最後一句話讓他深有感觸：“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
——摘自《普知 Reader’s Digest》-美國讀者文摘版權合作，2010年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