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

越俎代庖的法官——记温州丽水城东教案 作者:杨晖

越俎代庖的法官——记温州丽水城东教案

2017-07-15 杨晖

一、事情经过

本人杨晖,执业律师。同邓庆高律师都是基督徒。亲身经历他被丽水莲都区法院拒绝入庭辩护的事情,在此如实陈述具体经过。

2017年7月10日晚上,邓庆高律师得知温州丽水城东教堂的四位基督徒弟兄被检察院起诉,温州市丽水莲都区法院将于次日八点半审理。案情还是两年前温州拆十字架事件的延续,当时这几位弟兄在护卫自己教堂的十字架中表现较为突出,所以被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的罪名追诉。几经反复,终于开庭。

他们的近亲属也是当晚才得知明天开庭,非常焦急,希望委托律师为其辩护。

邓庆高律师当即决定连夜赶上去。但厦门至丽水有700多公里,且是开夜车。他就约我一起。因为我这边来不及办理律所内部手续,所以不可能担任辩护律师,仅是帮忙路上轮流开车,照应一下而已。当晚11点过我们从厦门出发,紧赶慢赶,终于在早上七点半之前赶到丽水。跟教会的人见面,同四弟兄之一的被告人叶卫平近亲属办理委托手续之后,邓律师先进法院将全套的委托手续交给法官黄奇新(包括所函、委托书、近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律师执业证复印件等)。我同教会的人在法庭旁边的大厅等,这个大厅既通往法院的办公区也通往法庭。

后来才知道是九点半开庭,故事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法院这次阵仗有点大,法院门口站了十几个法警。准备审理案件的是个大法庭,大概能坐两三百号人。几个法警站门口,凭旁听证出入。8:30以后,就有人陆续进去,看上去都是公务员模样。旁边教会的人介绍,说都是各区的民宗局的干部。当时就感觉今天法院开庭应是势在必行,那邓律师基本的阅卷时间都没有,很被动。

邓律师进出办公区几次,偶尔同我们沟通一下,说法官让等。最后一次出来他站了较久,快9:30的时候,邓律师直接要从法警把守的法庭门口进去,被拦住。法警进去请示法官后,第一次回复说邓律师没有委托手续。邓律师坚持已经提供了全套委托手续。法警第二次再进去请示法官,又说委托手续不全,故邓律师没有辩护人资格,不得进去。交涉之时,有个中年人过来跟邓律师说:人家(被告人)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不是原话,大意如此,后来才知道他是刑庭庭长,吴威丽)。

邓律师一直坚定的抗议:法院这样单独询问被告人是否接受委托是不合法的,我们合理怀疑法院的询问有偏向、隐瞒。坚持要同被告人叶卫平直接见面,询问其是否接受辩护。但法警拒不让邓律师入内,邓律师听到里面法槌敲响后,情急之下在门口大声询问:叶卫平你是否同意律师辩护。几个法警一拥而上,将邓律师拖出大厅。下台阶后将邓律师推倒在地,又半拉半抬的将邓律师移到一处距离法庭大概100米的地方。我是一直跟在后面。




到地头后,七八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邓律师说要扔个矿泉水瓶,他们也不让他走到几步之遥的垃圾桶那边。争执之下,他们干脆把那个垃圾桶端到邓律师面前。邓律师请我帮他拿瓶水,结果我一动,同样也被围住,不准走。我才发现,连我也一起被限制人身自由了。因为我下午在温州中院有个案件,同他们交涉后同意我先行离开。离开之前,我们一起做了个祷告:求主祝福法庭、祝福这些法警用好主给他们的权利,赏善罚恶。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苦毒,驱散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心中涌起来的黑暗。




我出法院的时候大概是上午10点。本已订好11点到温州的动车。打车到动车站途中,教会的人同我联系上,要同我沟通。我把票退掉、温州那边安排好后,大家找个地方吃饭。大概12点左右,听说庭审结束,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两人判一缓三,两人(包括叶卫平)判一年实刑。过一会儿邓律师也过来了。说庭审结束后警察也解除了对他的人身控制,大致历时3个小时。

当晚邓律师下温州同我汇合,休息一晚。第二天从温州两人轮流开车,下午五点左右回到厦门。

二、法律分析

     法院剥夺邓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是违法的!这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至于其后的拖拉、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邓律师已有详述,在此不再提及。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因此,邓律师接受在押被告人叶卫平直系亲属的代为委托,即视为接受叶卫平委托,成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不必经过叶卫平的同意。依据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四十六条审判期间,辩护人接受被告人委托的,应当在接受委托之日起三日内,将委托手续提交人民法院。法院仅有权对律师所提交的相关委托材料进行形式审查,没有权力代辩护律师去询问叶卫平是否同意。

依据刑诉法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本案情况较为特殊,一般情况下会见都是在看守所。但由于昨晚才得知此事,邓律师当晚奔波千里,抵达开庭现场,在第一时间就向法院提出会见,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相关的要求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既然法律没有禁止被告人家属在开庭前两个小时为其聘任辩护律师,则辩护律师也理应享有会见的权利。

如果被告人在看守所,则看守所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如果已被押到法院,则法院应负责保障邓律师的会见权利。

又据《刑诉法》第37条第四款第二句: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因此,在法院的会见也应该是单独的、不受监听的会见。且单独会见并不会耽误开庭,邓律师也仅要求几分钟时间当面核实而已。

邓律师依法单独、不受监听的与被告人会见后,如被告人拒绝邓律师为其辩护,提出解除委托关系,则邓律师才不是被告人叶卫平的辩护律师。在此之前,一直都是。

依据五部门《关于依法保证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八条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关系的,办案机关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看守所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予安排会见。

这才是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的法定程序,在被告人被押送到法院待审期间,法院就代替了看守所的职责,适用本条关于看守所的规定。

1、法院不可以主动询问,要律师去会见后,由被告人自己提出解除委托。法院的职责仅是负责传达其意思而已。

2、在被告人提出解除委托之后,办案机关(法院)应当要求其出具或签署书面文件,并在三日以内转交受委托的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

3、转交后,辩护律师可以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面向其确认解除委托关系。请注意,此时辩护律师还是辩护律师,仍然可以要求会见。法院仍然应该安排会见。

4、但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法院应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不安排会面。

莲都法院在这四个关键点上都是违反法律。首先法院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什么征求被告人的同意。不必经过被告人同意邓律师才是他的辩护人,而是除非被告人明确不同意,邓律师才不是他的辩护人。而这个是否同意,也不应该由法院去问。但现在是他们主动去询问被告人,这是在职权之外的。

其次,询问之后法院并无要求被告人出具书面文件,当然更谈不上转交。再次,在辩护律师被口头告知解除委托后,提出会见的情况下,拒不安排会见。即便是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法院仍应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律师。但实际上也是没有。没有书面的文件,全凭法官口述。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我们合理怀疑这中间还可能存在有意无意的误导,那更是可能与当事人的意思背道而驰。违法大家都见过,但违反得同完全遵守呈镜像相合的,在各个细节上与法律全部争锋相对的违法倒是少见。

这是莲都法院对邓律师的投诉的书面回复!“(法院)当面告知被告人叶卫平其家属为其聘请辩护律师的情况,并出示授权委托书,询问其是否签字授权委托你为其辩护,被告人叶卫平拒绝签字。”

这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第二十七条: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征询其是否同意聘请本律师。如表示同意应让其在聘请律师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如表示不同意应记录在案并让其签字确认。

两相对比,我们清楚的看到。莲都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严格的按照律协《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指引》,完成了本该律师去做的询问工作。这是严重的越权。法院不光没有保证辩护律师的会见权,而且法官自己直接充当辩护律师去询问被告人。这是越俎代庖。法官成了律师!法院非法剥夺被告人得到辩护的权利,法官身兼律师,集运动员裁判员二任于一身。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三、事情的背景:拆十字架案件

当天政府组织各区民宗局的来法庭旁听,当庭宣判。这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忽然开庭前一个小时出现一个辩护律师,完全在他们计划之外。怕整个计划被搞乱或者说场面会有点难看。所以才有此出平常很难想象的场景出现:法官会帮律师去问被告人,你是否接受委托。也只有在这个十字架背景的案件中才有如此怪事发生。同样,不是十字架,我们也不可能连夜开车到温州。

邓律师就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向刑庭庭长吴威丽、法院副院长魏建平都直接投诉,但他们均置之不理,替黄奇新法官的违法行为背书。吴威丽更是直接的对邓律师讲:人家都不同意你委托了,你还在这边做什么。所以,这不是单个法官的事情,整个法院都涉嫌违法。

如恩格斯说的那样,“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法院的认定也是轻轻松松就给刑诉法一记耳光。置自己制定的法律于不顾,任意弯曲。为了把一个案件判下来,动静也是搞得太大了点。

很多人在旁边劝,说尽量淡化十字架的色彩。西方国家对证人有三个要求:我要说出事实,我所说的全是事实,我已说出了全部的事实。这是基本的诚实。我们的神命令我们:不可作假见证(出20:16)。所以,我不能去刻意的突出,但也不能刻意淡化。是咋样就咋样: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两年前拆十字架的延伸。

来源:http://mp.weixin.qq.com/s/in_Lu6MPXnEWz5Y7IYGqyA
转载:http://wzchurch.blogspot.com/2017/07/blog-post.html

温州平阳县基督教史——平阳县基督教两会篇 作者:林孔华

平阳基督教史之"平阳县基督教两会篇"

"平阳县基督教两会"是"平阳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平阳县基督教协会"的合称。"平阳县基督教两会"作为"中国基督教两会"的组成部分,在组织架构、性质职能上完全相同,"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是为建立中国教会而服务"。

平阳基督教在组建"两会"的进程中,经历三个阶段:最早是应景而生的"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其次是苦难催生的极具平阳特色的"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最后是应时而生的"平阳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平阳县基督教协会"。无论在哪个阶段,都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特性,彻彻底底改变了平阳教会的原有格局与状况,将平阳教会由最初的"四分五裂"推向最终的合而为一。

本文旨在梳理"平阳县基督教两会"走过的曲折历程,挖掘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以期借古鉴今、继往开来,使平阳教会在基督里同被建造,"靠主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弗2:21-22)。

一、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督教为了撇清和外国传教士的关系,于1950年9月23日在《人民日报》刊载由1527位基督教会及团体负责人和信徒联合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指出中国基督教反帝、爱国、爱教的道路,实行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开展全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美中两国资金冻结,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各大宗派的全国性、地方性甚至基层教会组织限于瘫痪,宗派系统再也无法用来指导全国。各地基督徒自发超越宗派界限联系起来"。1951年4月16-21日,为了响应抗美援朝战争,中央政府宗教事务处在北京举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又称"北京会议"),基督教31个教派的154名教会领袖参加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三自筹委会)。

1954年7月,"三自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基督教第一次全国会议,会议决定把"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筹备委员会"更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从此,"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为中国基督教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全国领导机构。

尽管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茶地开展,但是平阳基督教"三自革新"的步伐明显"滞后",虽然最终也成立了"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其过程却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1951年"北京会议"之后,政治嗅觉敏锐、与共产党交往甚密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南港区(今属苍南县灵溪)负责人陈惠民积极响应,向平阳县人民政府请示成立"平阳县基督教革新筹委会",得到县政府的许可,于1951年4月26日在平阳县城南门礼拜堂召开全县基督教代表大会,磋商成立平阳县革新机构事宜,会上由于叶挺超与史伯雄等人的不签名及半途退席,导致会议失败,成立"革新会"之事搁浅。事后陈惠民认定叶挺超的举动是怕"革新会"的成立会影响他的"统治地位",这也成了1953年陈惠民在控诉大会上对叶挺超的一项重要指控。

但是,陈惠民并未放弃成立"革新会"的努力,在全县"革新会"成立失败后,随即联合自立会浙闽教区十六个牧区中的七个牧区,以及周边各教派负责人,在灵溪贡头垟聚会处教堂召开代表大会,南港区区委书记胡孙节,区长林盛甫,区妇联主任李芳,灵溪镇书记吴贤松,镇委林卫先,镇妇联主任陈美茞莅临现场,与会代表有325位,会上以南港区的名义成立"平阳县基督教南港区革新委员会",推选陈惠民为主席,周达卿、杨宜甫、温泽民、杨天孩为副主席,吴越为秘书长,陈美兰为副秘书长,施日新、黄友恭、李新决、张悟生、丁馨香、王友三、叶天民、林步英、吴树多、杨玉美、郑是言、颜守寅、支超凡、梁祥握为委员,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设办公室于灵溪镇凤山巷内地会教堂。

1953年5月12日,"南港区革新会"召开第三届代表筹备会,为了扩大影响,会上通过联络本县十六个牧区的代表,推选内地会胡宝福、自立会徐基人、聚会处王友三前往其他九个牧区去联络各教会代表,准备以全县教会联名的形式请示平阳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全县革新领导机构,并将决议委托安息日会平阳教区杨辅世转告叶挺超,哪知再次遭到叶挺超的反对。

叶挺超之所以一再反对陈惠民成立平阳革新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新政权与新政策的不信任、不欢迎。事实上,在解放初期,平阳教会各教派领袖对新政权都抱持拒绝、观望、消极的态度,如安息日会的陈友石,内地会的陈知三、仇锦耀,聚会处的蔡琦等等。在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传教士被驱逐出中国之后,平阳教会的领袖们仍然怀念失势的国民党政权,如聚会处的张岳林、黄履琪;仍在私下里保持与传教士的通信联系,如内地会的陈知三。这种心理上的冲击、纠结、缓冲、过渡是正常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却在无形中阻碍了"三自革新运动"在平阳教会的推行。

  随着多年的政治高压与层出不穷的各种运动,叶挺超等人意识到了局势的不可逆转,于是在反对这次南港区教会联名请示政府批准成立全县革新会的同时,撇开南港牧区,另辟蹊径联合其他牧区及各教派负责人,一同备文请示平阳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此举令陈惠民大为恼火,在1953年6月的控诉大会上,陈惠民公然指控叶挺超的"毒计是阴险的",是"藉名革新来破坏革新的","破坏反帝爱国革新",而与叶挺超联手的各教派负责人则被陈惠民称为"封建统治人"。可见双方在政治立场上的两极分化。

    只是,叶挺超等人所递交成立全县"革新会"的请示也因1953年的控诉大会而搁浅。事情于次年出现转机。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第一次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浙江省基督教有十三位代表参加大会,作为自立会浙闽教区会长的叶挺超无可争议地成了代表之一。会上成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立会全国总会会长谢永钦被选为副主席,叶挺超被选为全国委员。这次会议成了平阳革新会成立的重要转折点。

     1954年9月,平阳教会迎来划时代的重要时刻,全县五个教派的主要负责人在平阳县城西门耶稣堂召开座谈会,出席者有陈知三、温培灵、叶挺超、林志新、周达卿、卢加惕、周清玉、陈友石、杨辅世、黄泰悟、贾辅民。经过与会者磋商后一致通过,成立了"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推选叶挺超为主任,陈知三、杨辅世、卢加惕为副主任,陈友石为秘书长,黄泰悟为副秘书长;温培灵、周清玉、林志新、周达卿、贾辅民为委员,开展筹备工作,并报请平阳县民政科备案。三年多的纠结过程,在全国范围内以星火燎原之势成立"三自革新"的队伍行列中,终于有了平阳县基督教的身影,虽然迟来,却未缺席。

    不过,本次会议成立的"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最终名存实亡。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政治因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迭起,首当其冲的是"土改运动"。1950年10月底,土地改革工作组进驻平阳县平等乡(今属苍南县),进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1951年1月结束。1951年2月,土地改革运动在平阳县全面铺开,全县基督教堂点的一切聚会活动被勒令停止,教堂所置买的水田、山园等全部被人民政府征收分配给农民(如杨山下教会、龙尾教会等等),教职人员回本乡或所在地参加土改。

"土改运动"至1952年3月结束,平阳教会各堂点陆陆续续恢复聚会。但是,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又一次次将平阳教会拖入水深火热之中,还没来得及修复创伤,又被一场又一场运动撕碎(如控诉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等等),宗教场所逐渐关闭,教牧人员陆续被抓,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更遑论"革新筹备会"的运作。

1958年,在全国"反右"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平阳全县所有基督教堂被强行关闭。国家将全国"无宗教区"("消灭宗教")的试点和现场观摩会放在平阳县,各地聚会停止,礼拜堂被占用或拆毀,教牧人员进学习班批斗。是年7月,在平阳县湖前乡(今属苍南县)搞了"三献一退(献教堂、献圣经、献宗教用品,退出教会)"的试点,然后从点到面,波及温州,影响全省。这场"灭顶之灾"使得平阳教会成为"三无教会"(无圣堂、无圣经、无圣职人员),那时的温州也被称为"无基督教城市"。在风声鹤唳、四面楚歌的年代,教会"皮之不存",区区一个教会的小组织"毛将焉附"?

其二、内部因素

透过成立"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的过程,可知平阳教会的同工们在政治风向的分析与把握、态度与立场上存在较大分歧,积极主动的陈惠民与消极被动的叶挺超便是最好的例子,两人都是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浙闽教区的主要负责人,对新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基督教所推动的"革新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回应。这种心态与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两套"革新会"班子的产生,为后来平阳教会的"革新筹备会"埋下"离心"因子。

  再则,从平阳基督教"革新筹备会"的成员可知,虽然这支五个教派"负责人队伍"在平阳教会的影响力与公信力都远超南港区"革新会"的成员,但是大都属于逐渐改变政治态度的"怀旧派"。这种迫于形势压力走到一起成立"革新筹备会"实属无奈之举,是典型的"应景之作",不可避免趋向表面与形式。因此,全国基督教机构"三自革新筹委会"都已更名升级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平阳基督教所成立的机构的命名还停留在最初阶段的"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

还有,从1951年开始的控诉运动除了控诉外国传教士之外,还将矛头对准各教派的领袖,如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控诉的对象就是当时的浙闽教区会长叶挺超,以及德高望重的前领袖范更生,诸多同工为求自保在控诉大会上对领袖群起而攻之。再加上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同工们互相揭发,举报罪状,加剧撕裂同工之间的关系,彼此相处时寡言少语、如履薄冰,生怕有丝毫把柄落人口实。在那种极度紧张、人人自危的特殊背景下,"革新筹备会"必然瓦解于无形,毫无作用可言。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昙花一现"的平阳"革新筹备会"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是一次破天荒的教派联合行动。平阳教会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教派隔阂与相互诋毁、彼此防范的对峙局面在"三自爱国运动"的推行中实现了平阳教会迟来的"重整"与"革新"。二十世纪上半叶,因"中国耶稣教自立会"(1910年)与"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小群",1929年)的兴起所引发的平阳教会大分裂,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因"革新运动"而初现弥合裂缝的曙光,教派的墙基被撬动,僵化的关系趋向缓和。

其次,平阳"革新筹备会"作为跨宗派的基督教组织,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为平阳教会的合一提供了理论架构与实践基础,使教会看到跨越宗派走在一起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虽然这种"走在一起"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奈因素,却也体现了各教派领袖不计前嫌、共赴时艰的决心,为将来平阳教会各教派在磨难时期相互依存、彼此亲近留下合一范本,奠定美好根基。

二、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又称"合一教会")

1958年至"文革"时期几乎被"清零"、"消灭"的平阳教会,如同埋在地里"死了"的麦子,悄然酝酿新生命的爆发与新格局的变革。在逼迫试炼、内忧外患的日子,神的儿女们前所未有的团结,藉着一次次化整为零、遍地开花的亲密合作,平阳教会告别过去的隔阂,走向真正的合一。

在那非常的岁月里,有形的教堂被侵占、拆毁,无形的教会开始联络、交通,在平阳的各地,弟兄姊妹或在家里建立聚会点,或在山上组织聚会。如果听闻哪里有交通会,不分教派,无论远近,都以渴慕的心冒险参加。全县各牧区暗中联络,支援配搭,组织形式多样的聚会,在最黑暗的日子,抱团取暖,深度合作,彼此建立,互相勉励。

如在1963年清明节,平阳南片教会的同工们在金乡南门召开一次交通会,碰在一起互相交流家庭聚会的情况,参加的弟兄来自金乡、钱库、宜山,大家同心祷告,求主复兴教会。平阳北片教会也组织聚会,最早在叶段,来自北港陈步云,南港新街李道辉(聚会处)等人都来参加(第二次交通会在斜港,聚会处就分出来了)。

1964年,各地同工在金乡镇灵峰村信徒理吉家中聚首,商定在钱库镇前官村开交通会,安排交通会时间,推选区片负责人,以及春节福音、分岁节晚上福音、暑假福音、端午节福音和洗礼工作等等。最初几年各区集中一起邀请内地会老牧师杨作新讲道、施洗,每次洗礼都有一百多人,后由于形势紧张,而且路程较远,就按立长老、推选各区片施洗负责人分开工作。

一张无形的组织网络随之搭建起来,南区由陈敬三负责,北区由谢昌生负责洗礼,灵溪区由蒋左庚、温泽民负责,矾山、马站由李新决负责,敖江由林步亮、洪永光负责,北港区由胡甘霖负责(到了1975年,麻步与北港划分为两个区,麻步区胡甘霖由负责,北港区由陈更新负责)。

1969年,平阳教会安排郑集昭、郑集辉、朱照复到温州参加温州地区教会交通会,和温州同工分享、交流教会情况。与会的同工们同有一个愿望:在磨难的日子,各地教会必须联络起来,才能胜过恶劣的环境,才能把福音传开。

1970年,为了弥补学习班之后教牧同工的缺乏(有些同工在特殊时期软弱了),南港区各教派联合聚会,在沪山镇灵峰村召开一次培灵会,特请内地会牧师杨作新前来举行按立典礼,自立会的陈惠民、聚会处的林步英参与按手,为自立会、内地会和聚会处按立一批长老。耄耋之年的杨作新是特殊时期平阳教会所有教派争相聘请的跨宗派领袖。

是年,平阳教会众同工商议成立"平阳县总会",把分散的聚会点组织起来,当时的负责人是陈瑞赏(内地会)、徐存道(循道会)、朱招复(自立会)等人,调配各地教会事工,开展对外福音援助(如福建福鼎、霞浦、泰顺等地),将各地教会连在一起,共同走过最艰难的日子。

一直以来,平阳教会坚不可摧的"教派观念",在受逼迫的日子被硬生生地打碎,教派冲突化为无形,大家聚在一起,谁也不问你是哪个教派,哪个教会,都同心合意事奉神,信徒信心坚固,教会充满活力,灵恩沛降,神迹不断。这是"文革"在平阳教会"革命成功"的成果,也是教会在苦难的"泥潭"中绽放出的绚烂花朵。

  "文革"过去之后,平阳教会合一局面已然形成,在各教派领袖的共同努力下,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浮出水面:

1979年,平阳内地会、自立会、循道会三大教派的负责同工在求大同存小异、彼此学习、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平阳县城西门耶稣堂杨忠牧师家召开小议会,定名为"平阳县中国教会",又称"合一教会"。

会议制定《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章程》:

一、名称:本会由中华基督教内地会(包括平泰教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及中华基督教循道会,蒙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求大同存小异、彼此学习、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合一起来,定名为"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

二、宗旨:本会以实践真道,宣传福音,引入归主为目的,促进全体信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并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各项工作。

三、领导机构:本会由各区教会民主推选十人为执事会成员,并选出陈瑞赏、朱照复为总负责人,杨忠、吴显明、李新决、彭蒙恩负责教务,徐存道、陈更新(兼文书)、贾辅民(兼司库)、邱复兴(兼记账)负责会务。任期二年,连选得连任,均系义务务职。

四、办事处暂设于敖江,并推定人员轮流常驻办事处处理会中事务,以便联络一切工作。

五、机构范围:本会下设九个区会,计有:江南南区区会、江南北区区会、小南区会、麻步区会、南港区会、北港区会、万全区会、矾山区会(包括福鼎教会)、马站区会等。每个区会设立五至七人的区执事会,管理各区所属的教会。各教会如有条件,可设三至五人的执事会,办理本教会的事务。

六、会期

(1)、县执事会每三个月定期召开会议一次,如遇特殊情形,可延期或提前召开,必要时得开扩大会议。

(2)、全县同工造就会,在年中召开一次,全县年会在圣诞节后召开一次,具体时间及地点,会前通知。参加人数,由县执事会会议决定。具体参加对象,由各区自行安排。

(3)、县、区同工交通会及各种培灵会,具体时间、地点及负责讲道人员,均在县执事会扩大会议上提出讨论决定之。

七、工人接纳的规定:

(1)、接纳新工人,必须由当地教会讨论通过后方可接纳,且在当地教会作起。如果派往本区或别区教会讲道,必须由其本区交通会通过。

(2)、至于本县的老工人,如愿与我们同工,应由其当地教会多数信徒介绍才能接纳为本会同工,其工作应受本会派遣。

(3)、对于某些"自由传道人"或别会的工人,如来我县所属的教会讲道,未经本会同意,概不接纳,也不得以私人名义接纳,以免妨碍教会团结,而利福音的纯洁。

八、经费:

(1)、来源:本会所有开支,均系各区教会信徒甘心乐意的奉献。

(2)、使用范围:

甲、供给工人对外传福音的川旅费;

乙、工人生活补贴费;

丙、全年大小会议及办事处开支;

丁、其他。

本会所有工人,受本会之差遣,或接受其他教会的呼声而出外工作者,如已接受当地教会爱心馈送,则不应再向本会领取川旅费。

九、进教:吸收闻道友为正式信徒,而予以施洗者,经当地教会一、二信徒的介绍,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1)、听道至少在六个月以上;

(2)、主日礼拜聚会能经常参加;

(3)、有良好的悔改表现。

根据以上三个条件,再经考问信德及格后方可受洗。

十、救济:各教会如有遭遇水灾、火灾、贫病之信徒,需要给予救济的,应以当地教会为主;如灾情严重,而当地教会力量薄弱,必须请求区、县教会救济者,可以向区或县执事会提出要求,经研究同意后,进行适当救济,不得任意到处筹募。

十一、仪礼:本会根据各教会原来的仪文礼节举行。例如受洗、受浸、周餐等,但坚决不赞成女人以戴帽当蒙头。在求大同存小异、互相尊重的原则上,搞好教会一切圣工,以免影响团结,而利兴旺福音。

十二、劝勉警戒:如有信徒或工人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影响较大的,本会经了解情况确实者,经过再三劝勉警告后,若仍无悔改表现,而且继续犯罪,本会可停其圣餐或圣工。

十三、本会全体同工的工作,应以本县范围以内为主,如有支援别县的必要,经本会决定派遣后,其川旅费概由被支援的教会负责;但支援尚未建立的教会,则另作别论。

十四、本章程自1979年年会通过后生效,本县各区教会全体同工同道应按本章程之规定执行,共同遵守。如有不妥之处,需要修改,可先向本会提出修改意见,交同工交通会或年会进行讨论修改之。

这次制定平阳教会合一章程的议会被称为"小议会",就影响力而言,"议会虽小",意义巨大。本次议会有以下几个特色:

1、这是一次非官方的、教会自发组织的教派联合会议。它与"革新筹备会"不同,不是趋附局势的"应景之作",也不是被逼无奈的"应付之举",而是携手走过"死荫之地"之后心与心的汇聚,是共同撒过汗水、泪水、血水之后灵与灵的感应,使"劫后余生"的平阳教会众领袖倍感珍惜来之不易的"主内情谊"与"灵里团契",走在一起实属必然。

2、本次议会将联合的平阳教会定名为"平阳县中国教会",又称"合一教会"。这个定名突出两个词:"中国"与"合一"。可见经历解放前教派撕裂之痛、解放后与差会的难舍之情、特殊年代遭受逼迫之苦的平阳教会真正走向了成熟,能够自立、自足、自强,并且懂得在基督里归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也回应新时期全国基督教工作的大方向,如《章程》宗旨所示:促进全体信徒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并积极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各项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教派联合行动只有内地会、自立会、循道会,没有聚会处与安息日的参与,可能存在几方面因素:

(1)在《章程》礼仪项指出:"本会根据各教会原来的仪文礼节举行。例如受洗、受浸、周餐等,但坚决不赞成女人以戴帽当蒙头"。虽然这次教派的联合是"在求大同存小异、互相尊重的原则上,搞好教会一切圣工,以免影响团结,而利兴旺福音",但对于涉及教义的聚会处"以戴帽当蒙头"的仪礼,还是明确表示"坚决不赞成"。一顶"帽子"让聚会处隔离于"合一教会"之外,无论是对聚会处还是"合一教会",似乎都有些欠妥。

(2)至于安息日会不在列的原因,似乎不是"日子"问题。《章程》第九条虽然提及"主日",但不是关乎安息日会。不过,回顾平阳教会受难的日子,三大教派的同工在事工上合作较多,而且长期同工,与安息日会在事工上合作的较少,这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吧。

无论如何,"三方合一"既成现实,"五方会谈"也就容易,后来的"平阳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就是最好的证明。

3、议会所制定的《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章程》不仅完整详细,而且影响久远。《章程》的十四项内容几乎涵盖了平阳教会联合事工的所有层面:机构设立、事工策划、工人接纳、教友进教、仪文礼节、教规惩戒、经费安排、困难救济、对外交流等等,每项都辅以若干细则,既有大局意识,又具地方特色,是平阳教会先贤们组织架构、管理教会的智慧结晶,对平阳教会的发展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堪称教会机构章程之模版。时至今日,平阳教会许多事工的开展依稀可见《章程》的影子,可见其影响力。

"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绝非横空出世,而是酝酿已久并且运作娴熟的组织架构。如果说平阳"革新筹备会"为平阳教会的教派联合提供了理论架构与实践基础,那么"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就是理论的深化与实践的具体化。教会合一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藉着逼迫与艰难成为现实,被打压、瓦解得支离破碎的教会,在浴火中重生;教派间在和平年代所砌的"高墙",在艰难的岁月被推倒,这似乎是历史所开的玩笑,充满吊诡的意味。但历史的主宰是神,神藉着环境的压力使教会走到了一起,这是教会在磨难中"多么痛的领悟",是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换来的美好局面,是神奇妙作为所彰显的美意。

三、平阳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深刻反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在宗教问题上,全面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80年2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会在上海召开,决议举行第三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是年10月,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距离1950年的"三自革新运动"过去了整整30年。大会上肯定了30年来"三自"所取得的成绩,同时设立中国基督教的教务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基协")。"三自是中国基督教信徒的爱国爱教团体,不干涉信仰,不指挥教会;基协是爱国爱教的中国信徒的教务组织,为中国教会提供神学上和原则上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基督教两会"就是"三自"与"基协"的合称。

中国基督教全国"三自"机构恢复了运作,且设立新的"基协"机构予以配搭,但"平阳县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筹备会"并未及时响应与复苏,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

1、"革新筹备会"的同工们不乏在"非常时期"软弱的,如各教派领袖叶挺超、陈知三等人,重新出山需要缓冲与被接纳的过程;

2、"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运作正常,各区联合事工有序开展;

3、"文革"之后的平阳教会百废待兴,落实宗教政策之后,全县教会的工作重心都集中在教堂、教产的开放、归还与新建上。

1979年,温州市委统战部宣布开放文革期间被关闭的教堂恢复公开活动,于是,教堂的开放、归还与新建成了全县教会工作的主基调。不过,由于特殊时期所遗留的历史问题,导致教堂开放的进程相当缓慢,加上有关部门对宗教政策执行不力,教堂与教产问题也成了平阳教会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社群民众时有冲突的导火线,并且引发暴力事件:

有的教会在政策落实的基础上,争取正常聚会的权利,可还是困难重重。有的教会经过和占用单位协商得不到解决,只得采用强硬手段,砸开门锁进堂做礼拜,如金乡、宜山、江山、周家车、藻溪、夏桥、萧江等地教会都采取类似行动,有的三进三出,有的二进二出,有的进去后日夜轮流值日,贴标语呼口号:"拥护三中全会决议,还我教堂",有的造声势,盯着公社大队干部不放,活动这些干部的亲戚朋友去做工作在这种拉锯战式的对冲下,1981年平阳县开放了24处教堂。

在开放教堂的过程中,也有流血事件的发生,比如在1982年,"有些干部在宗教问题上左的思想至今还未消除,对宗教的认识还有距离,认为宗教是唯心论,不是好的东西,对信教群众岐视。水头自立会教堂,被皮革厂占用,为了地基纠纷,皮革厂工人用粗暴手段,在地基当场打伤4人,不罢休,又纠集十几人冲到蔡家翻桌捣凳,殴打蔡妻和子等人重伤,共打伤教徒和其他群众7人,重伤3人。萧江内地会信徒向公社要回教堂礼拜,公社已决定归还部分,后来不知为何延迟八个星期未开门,信徒弄开门锁进堂礼拜,排灌站职工故意讽刺辱骂,砸破水缸、铁锅等,有信徒三人被打致伤。至今是非责任未分,药费未予报销,群众反映很大,说解放后从未出现这些严重事件"。

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可见当时的冲突之严重。透过这些事件表明,教会与政府之间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对话、协调的平台与桥梁,以免彼此间有更多的冲突、摩擦与伤害。至于那些被拆建、改建或被转手倒卖的,以及被政府部门、党政机关、县局企事业单位占用的教堂,宗教部分采取移地重建的建议,由信徒自发组织奉献,重新建造新堂,1981年平阳教会新建教堂有21座。

1981年,6月,苍南县由原平阳县析出,县治设灵溪镇。从行政上说,"兄弟分家,各赴前程",从教会教务上说,也因着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而一分为二,"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的组织架构也不得不面临重组。时值平阳教会争取落实宗教政策关键期,两县同工仍有继续合作的意愿。

1981年12月22日,平阳县教会教务代表陈知三、吴显明,苍南县教会代表陈瑞赏、朱招复写报告上报平阳县宗教事务所,其内容为:平阳县、苍南县耶稣教自立会、内地会和循道公会联合召开各区教会常年年会会议。时间:81年12月31日。在敖江教会举行,参加对象均系本县教会负责人,人数约有135人,会议内容为总结一年来的教务及会务工作,各区会汇报情况,并传达省三自爱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精神,以及安排来年各区自治、自养、自传工作。但未得到平阳宗教部门允准,此项提议无奈搁浅,这事宣告平、苍两县教会教务从此分道扬镳、互不干涉,也代表着"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的架构就此瓦解。

1982年7月10日,平阳县宗教科根据中共中央(82)19号文件的精神,为了落实宗教政策,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下发《关于召开平阳县基督教代表会议的通知》。7月19至21日,平阳县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昆阳西门耶稣堂召开,成立了"平阳县基督教首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出席人数23人,选出委员7人。会上推选陈知三为主席;吴显明、周清玉为副主席;叶挺超为秘书长;杨辅世为副秘书长;梅照恩、张云山为常委;叶挺超为办公室主任(兼);徐顺真会计;彭蒙恩出纳。会址设在平阳县城昆阳镇西门耶稣堂。并且"建立了主席、秘书长办公会议:由主席负责自治组;副主席负责自传、自养组,进行具体分工。推定陈知三、叶挺超、彭蒙恩、徐顺真成立办公室,每月举行办公会议一次,及时商讨办理当作的事工"。

1982年,按照各区教会开展三自的需要,先后成立了五个行政区的五个三自爱国小组。8月19日,万全区基代会在昆阳镇召开,出席代表28人,选举组员11人成立三自爱国小组,方祈三任组长,邱复兴、鲁邦春任副组长,邱复兴兼记账,余志亮任出纳;9月6日,鳌江区基代会在鳌江镇召开,出席代表48人,选举组员11人成立三自爱国小组,蔡昌翰任组长,张云山、鲍再光、徐振球任副组长,林存田任记账,林步亮任出纳;1983年4月11日,北港区(包括水头和山门两区)联合基代会在水头召开,出席代表49人,选举组员19人成立三自爱国小组,陈更新任组长,周清玉、郑集昭、李和扬任副组长,周尔意任记账,周玉梅任出纳;4月18日,腾蛟区基代会在腾蛟镇召开,出席代表54人,选举组员16人成立三自爱国小组,朱宗勇任组长,王文宗、王重光、王炳茂任副组长,苏尔胜任记账,苏尔钦任出纳;7月8日,麻步区(包括现在的萧江)成立三自爱国小组,梅照恩任组长,郑集辉、应颂三、胡保余(兼会计)、杜成益(兼出纳)、蔡炳荣、杨克中任副组长。

1984年11月19日,平阳县宗教科下发《关于召开平阳县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的报告》,初步拟定三自爱国会成员11人,基督教协会成员10人。"12月11至13日,在昆阳南门耶稣堂召开平阳县基督教第二届代表会议,核定代表由宗教科发通知114人,实到代表94人,请假及其他原因缺席者20人",选出常委5名,委员13名。主席:陈知三牧师;副主席:吴显明、周清玉、杨辅世;秘书长:叶挺超;副秘书长:郑集昭、陈更新、陈志善。

同时,"平阳县首届基督教协会"成立,设立常委4名,委员14名。会长:吴显明;副会长:张云山、梅照恩;总干事:金守夫;副总干事:蔡昌翰、王重光、徐振球。

会后,又组建办公室成员,推选叶挺超为办公室主任,陈知三为副主任,吴显明、金守夫、徐存道、彭蒙恩(出纳)、徐顺真(会计)为办公人员,共同开展各项爱国爱教工作。"平阳县基督教首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平阳县基督教协会"合称"平阳县基督教两会"。

  从平阳县析出的苍南县,也于1983年11月8-9日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成立"苍南县基督教两会",推选章岳荣为主席兼会长;陈瑞赏、陈有莘、陈联志、章正森为副主席;林良祜为秘书长;温培灵为副秘书长;杨达人、朱照复为副会长;吴越为总干事;叶天民为副总干事。如果整合平、苍两县"基督教两会"的班子成员,老平阳"革新筹备会"、"平阳县中国基督教会"中一些老成员的名字赫然在列;五个教派重新聚首的盛况再现。

这也说明几个问题:

1、这些"老成员"对"三自"为教会服务宗旨的拥护始终不变;

2、在基督里的众教会"走在一起"是父神保守与眷顾平阳教会的结果,是老长辈们在艰难岁月中忍受试炼的结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教会莫大的祝福;

3、"革新筹备会"的许多成员在"平阳县基督教会"中缺席,复又在"两会"架构中出现,彼此之间携手合作,可见老长辈们对曾经"软弱者"有极大的包容与接纳,越是经历过苦难与泪水,越是懂得过程的艰辛与不易,也越会体恤与包容彼此的软弱,而从软弱中走出的人也会更懂得知耻后勇、努力奋进。

话说回来,对于刚刚成立的"平阳县基督教两会"来说,摆在眼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不仅要为发挥最大的职能作用为教会维权,收回教堂、教产,还要解决教会工人"青黄不接"的严峻问题。在这些事上,"平阳县基督教两会"不辱使命,尽心竭力地为教会服务,历经多年努力,帮助全县教会悉数收回因历史原因被侵占的教堂与教产;又多次举办全县范围的培训班,创办"圣经专修班",扩充全县教职人员队伍,大大缓解教会"工人荒"的压力。

"1984年5月统计,全县126个堂点全面未收回的36所,收回一部分的38所,占全县教产的59%。1985年1月统计,全县教产急待解决的还占40.07%。1986年5月统计,全部未收回的只有14所,留有粗尾巴的还有21所,全县教产有待解决的只占28.45%现在我县教堂和简易活动点共有123所,其中有教堂的(已收回、重建或新建的)共104所,占总堂点数的84.55%"。

1985年7月,政府批准开放的教堂24所,聚会点48所;自行开放的教堂22所,聚会点28所。

1988年8月22日统计,全县出现了重建、扩建、修建和新建的教堂共108处(另有17个正式家庭聚会点),剩下只有10多处教产的一小部分未解决。纵然在落实宗教政策,解决教产问题上历经艰难,却无冲突与流血事件发生,"平阳县基督教两会"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与所发挥的作用可见一斑。

曾有人问,改革开放之后,平、苍两县为何没有"家庭教会"?这种现象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

1、从最初的"革新筹备会"至"平阳县基督教两会",都由各教派德高望重的长辈们组成,他们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号召力、影响力与凝聚力。

2、这些领袖们在最艰难的日子携手同行、患难与共,拆除原有教派藩篱,多方交流,深度合作,建立情谊,促进合一。有坚持"三自爱国"路线的相同立场,又有冰释前嫌、彼此接纳的博大胸怀,不求私利、只求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共同目标,如同"五股合成的绳子",紧密相连。

3、"平阳县基督教两会"建立之后,找准正确的"角色"定位,发挥为教会服务的职能作用。长辈们在"两会"框架中齐心协力,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凝聚了教会的力量,保守了教会的合一。

无论如何,教会是永恒的,"两会"是暂时的。"至于三自和基协,它们不过是暂时的器皿,不过是建筑物在建造过程中的脚手架,我们每个个体,都不过是互相紧密配搭,构成脚手架的无数根毛竹或钢管。一俟这座建筑物基督的身体最后建立好,以独有的姿态屹立在地平线上,那时脚手架就无影无踪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往开来,砥砺奋进"。如何利用"两会"平台,清楚定位,搭好桥梁,服务教会,促进合一,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推动平阳教会发展,建立基督的身体,或许是如今的"平阳县基督教两会"当有的反思与方向。而如何在现今特有的环境中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效法先贤们殷勤、火热、忠诚的心志,包容、接纳、扶持的心胸,更是今日的平阳教会当有的反省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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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

温州永强三五甲教会简史

2017-06-28 三五甲青年团契
永强三五甲教会简史

永强,旧称永嘉场,源自唐朝永嘉盐场名称,地处温州东南部,瓯江口南岸。三面环山,东面临海,山海钟秀,文化底蕴深厚,人多地少,常有台风。永嘉场108爿地方,现为龙湾区域内。基督福音传到永强最早是在三甲(现龙湾区天河街道所在地)。1881年,内地会曹雅直①先生的早期同工华人传道士鲍新进②弟兄来三甲售书布道,时有人接受耶稣基督福音,首位信主的为王世真③弟兄,随后又有几户接受了福音。当时三甲无聚会点,信徒们须去温州花园巷教会聚会,周六傍晚动身,翻山越岭或步行梅头轮船埠头乘木船到市里听道,周日下午散会再原路返回,到家时已是周一早晨。

1891年,三甲首位信主的王世真弟兄一家迁居温州市区,将其祖居四间平房奉献给本会当聚会点,当时本会弟兄们在房屋门前坦,买来古老捣米踏碓、旧木架搭建起来作教会场所,即为三甲教会的初始教堂。王世真弟兄迁温后更加热心爱主,虔诚侍奉。1900年(庚子年)被内地会派驻在平阳金乡堂驻堂,1913年为乐清北白象堂教师。

1891年秋天,曹雅直其师母去永嘉场探访、布道。在她的宣教回忆录《二十六年》里记载这段经历:“有一次去永嘉场(Yung-ko-dgiae)看到那么多人灵里匮乏,真让我痛心。那一带有108个村庄,只有10个信徒,听过福音的不超过十几个人。回来的时候,我让当地姐妹为这个地方祷告。几个星期后,我派两个传道人去那边进行为期十天的布道。这十天里,让他们尽可能地去各个村庄传道。”④神的眼一直看顾这片土地,内地会的宣教士们一直将这地的弟兄姐妹挂在心上,经常派宣教士传道人来探访牧养。在《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一书中,多次记载外国宣教士们在永嘉场布道探访工作。1896年8月梅启文教士师母报告在永嘉场乡村布道工作:“来到永嘉场工作,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因为有人归向主,今年信主的人,差不多均来自这地区;我们祷告求主让福音从此地向四面八方广传”。“1901年10月,蒋宝仁牧师带着我们,前往永嘉场工作多天…我们用了十天时间,探访了27个村庄。”⑤据本会长辈回忆,在1950年前,还常见到宣教士从温州来永强开培灵会,本会长辈多有去参加。此后,三甲教会在神的眷顾下福音不断扩张。1895年,有多位信徒在花园巷基督教堂受洗,并提议自建聚会点,成为独立宣教牧区,此后三甲成为内地会总会的三个永强分会之一⑥。在1912年出版的英国版《亿万华民》杂志(124页)上,刊登了一张内地会温州宣教站示意图,上面赫然就有三甲(sa-kah)的名字。⑦从1901年起,有吴志兰教师驻堂三甲,至1958年大跃进集体打饭堂,教会关门时,先后有章伯成教师、陈立生教师、郑集涛教师、马宝珍教师、郑经杰教师、叶颜新教师、陈子谐教师、侯虔升教师、金圣泽教师、马冲教师⑧在三甲驻堂牧会。            

感谢主的恩典!永强基督福音从三甲开始后,永强其他地区,也相继有许多人信主,永中1908年建成沧河堂,1928年建成水心堂。在三甲老堂聚会的人也越来越多,原先的老堂已不能容纳。1942年,在五甲联二村(现沙城街道沧宁村)塘路下设立五甲聚会点,有四间单层平房。1947年,内地会温州总会派遣候虔升⑨教师来三甲驻堂。当年,侯先生就带领信徒拆老屋建新堂,信徒们自己亲手烧制砖瓦,采用土木结构,建成二层楼房,中央为单层,四柱大厅做聚会场所,前门有小门台,上书“耶稣教堂”。侯先生当年一家七口,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为减轻教会负担,他忍痛将二个女儿送给别人。在神面前哭泣祷告,向神求:“我一个女儿值十个灵魂,今年内我去传福音若没有二十个灵魂得救,我在你面前还是哭”。当年有二十个蒙恩得救,下半年他又在神面前祷告:“神

啊!我一个女儿值一百个灵魂,二个女儿值二百个灵魂,明年若没有二百个灵魂得救,我在你面前还是哭”。⑩候先生在永强三甲共有7年时间,他勇敢指责罪恶,讲道充满恩膏活力,细心照看羊群,圣灵大大做工,弟兄姐妹大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恩赐,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教会得救信主的人数大大增加。

1958年起,中国社会进入大跃进集体食堂时期,破四旧、立四新,教会关门,聚会停止。当时驻堂教师马冲先生被天河村安排畜牧业工作。三甲堂被本村生产队占用,五甲聚会点也被村生产队占用又被村规划为个人住宅,后在文革期间被拆除。到了1966年,中国大地上开始了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教堂完全关门,教会大遭逼迫,牧师、教师甚至信徒被当做“牛鬼蛇神”批斗、游街、关押牛棚。直到1979年,三五甲教堂被关闭22年之久。教会正在经历狂风暴雨式的打击。
 
在这场来势汹湧的风暴中,三五甲教会也未能幸免其难。三甲王镇楷长辈(1942-1945曾驻黄田教师)身挂“信耶稣迷信头子”牌,戴高帽,游街批斗。三五甲教会许多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也遭受多次的打击逼迫,经历了信仰极重的考验。

三甲金培忠(1928-2007)长老,1947年(21岁)时悔改蒙恩后成为侯虔升教师的助手同工。热心参与教会的一切婚丧、教务事工,文革时期成为三五甲教会主要的负责同工,1966年以来遭受多次的逼迫。有一次,去上厂新河村看望生病的信徒为其祷告时被干部民兵发觉,被捆绑毒打,多处被打伤。又有一次在三甲为信徒祷告时被乡干部发现,拉到乡政府楼上,被治保干部殴打,双手绑到背后,夜间不能躺下。虽然常被逼迫击打,却不能击垮他对主的爱,他当时全家人口众多,生活困难,村里安排他去金山下农田水渠开关水闸,农忙时节常几夜不能入睡,就用衰衣遮盖睡在坟头上。那段时间他却利用夜间出工,白天休息之际,头上戴斗笠,手穿蓑衣,肩背锄头,每日下午从开水闸的地方步行到五一谢前进老屋,暗地里与弟兄姐妹交通聚会讲道读圣经,这样度过了好几年。

虽然教堂不能聚会,但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极其渴慕,属灵相交不能停止。教会分开在家庭点聚会,三甲在王炳文弟兄老屋楼上聚会,五一在谢成法弟兄家家老屋聚会,五二在章魁华弟兄家聚会,七一在项邵荣弟兄家聚会,白水在阿碎弟兄家聚会,新河上厂在祥娒弟兄家聚会,共有六个点聚会。虽然外在的环境黑暗,但弟兄姐妹对神的渴慕却极其迫切。半夜弟兄姐妹常到山地坟头祷告,也常在夜里暗暗地聚会。这段时间,没有圣经,没有诗歌本,大家就抄写、背诵。弟兄姐妹的生命光景与主却特别亲近。祷告非常逼切,流泪呼求。神在这段黑暗的时期里,却做了特别的工作,许多神迹奇事随着教会,信的人却越发增加。

五一聚会点所在谢成法弟兄家的妻子,大家亲切叫他“阿法嬷”。她1959年得病查出子宫癌晚期,在走投无路情况下,阿法伯(谢成法)在求神拜佛路上听到一个声音:“去信耶稣吧!”他将迷信品扔在水稻田就去找信耶稣的人,后因沧河二位老年姐妹祷告几天后完全平安回家了。有许多人来看神迹,也开始有许多信徒来他家交通祷告,她们一家就甘心乐意开始接待传道人、信徒,将自家三间瓦房作为聚会点,有许许多多的病人也来到她们家,“阿法嬷”为病人、疯人祷告,服侍他们,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让病人睡在自己的床上。当时有许多极重的病人,被医院拒绝后来到她家,经她祷告,得了平安回家。她们义无反顾的接待弟兄姐妹,长年为教会复兴流泪祷告,在文革中,为主的名四次被抓、被打。但他们以喜乐的心看为主受的羞辱为荣耀,一生活出美好的见证。

1976年,狂热、混乱给国家造成极大危害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历经摧残的教会迎来新生。1979年下半年,关闭了22年之久的三甲教堂恢复公开聚会。教堂经多年破坏,破漏不堪,堂内面目全非,但却终于回到弟兄姐妹的手上。当打开教堂大门,大家心潮起伏,许多人热泪夺眶而出,心里湧出对神的感恩之情,唱诗祷告主,献上感恩礼拜。

其后三十年,三五甲教会经历了极速发展的时期,在教堂关门的这段时期里兴起的青年同工成为教会的主力,带领教会开始在讲台服事、探访关怀、福音外传、敬拜赞美等各方面建造教会,牧养信徒,教会人数不断增加。

1986年,五甲在沙城街道永福村与永中街道郑宅村交汇的横山嘴头(即现址)购址建造一座教堂,主堂门窗带有哥特式风格。会场可以容纳二三百人聚会。1999年拆了老堂,扩建新堂,六层建筑,主堂可以容纳七八百人,配套设施齐全,总面积1647㎡。2000年圣诞节竣工落成庆典。三甲教堂自1979年归回后,至1989年,老堂经40多年的风雨后,破坏不堪,适村镇规划扩建道路,村委要教堂迁址轮船埠东岸荒地(即现址)。自2月份开工建造,仅100天圣堂落成。七间人字木抬梁单层主堂,也有餐厅、主日教室寝室等。1994年在围墙内建一间三层做教室、祷告大厅等。2004年因原堂房屋沉陷,墙体开裂等原因,提议拆建。2004年自10月31日起拆除老堂,至2007年10月3日完工落成典礼。大堂3层挑高,可容千人,教堂总建筑面积4500平方米。

愿三五甲教会蒙神的保护与眷顾,从一人信主开始,一百三十多年来,经历风风雨雨,福音的种子深深扎根在这块土地上,许多人的流泪哭泣,献上宝贵的生命为神的家竭心尽力。他们所呼求所渴望的,今日得着了美好的果实。直至今日,三五甲教堂共有三个堂点(其一为滨海新温州人教会)。信徒人数约三、四千人。辐射三个街道,三十多个自然村。并深深影响许多个外来的新温州人,新温州人每主日在本教会聚会的就有两场,人数约500余人。

愿神的大能在永强三五甲大大彰显,十字架被高举,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与爱的信息传遍每一个角落!愿三五甲成为一块好土,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收成!

     荣耀归于神!

撰写人:金培孝、孙作桥、林生

2017年6月

 

           1912年内地会温州宣教站示意图,其中标有三甲(拼音)名

注释: 
①、曹雅直(GEORGE STOTT,1835.12.8-1889.4.21),英国人,内地会傅教士。1865年10月3日啟程赴华,1866年2月10日抵达宁波,1867年11月到温州。1887年离温回英治病,1889年4月病逝于法国坎城。在温宣教二十年,被称为“温州教会开创者”。参阅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 2015年10月, 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马礼逊学园出版。
②、鲍新进,永嘉西溪乡人,1877年信主受洗,挑担卖柴挨家传福音。后成为内地会同工专职售书布道,曾在永嘉场(今龙湾)、永嘉霞嵊等地传道,带领多人信主。参阅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 2015年10月, 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马礼逊学园出版。页80注释、118。
③、王世真,也为王世珍,永强三甲人,庚子年住平阳金乡堂,1913年为北白象教师。参阅 《温州市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页8;金培孝《三甲教会简史》初稿,页37;陈胜尘《三史拾零-永强福音史略》初稿。2008,页4.
④、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2015年10月, 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马礼逊学园出版,页216-218。
⑤、黄锡培,《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传》,香港中国信徒布道会,海外基督使团联合出版,2014年9月,页30-31。
⑥、永强分设三个分会:三甲、沧河、水心、下按地方情况,又分为若干支会。参阅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 2015年10月, 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马礼逊学园出版,页298-301、326;陈胜尘《三史拾零—永强福音史略》初稿。2008,页6。
⑦、原图为英文、拼音、无中文,三甲宣教站名称,记为Sa-kah,数字号为52.永嘉场福音站还有沧头、灵昆、龙湾、五溪沙、下垟厂、梅头等。参阅 曹明道:《二十六年—曹雅直夫妇温州宣教回忆录》 2015年10月, 台湾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马礼逊学园出版,页337。
⑧、参阅金培孝《三甲教会简史》初稿,页14-16;《温州市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初稿,页8-10、22-23。
⑨、侯虔升(1914-1989),温州内地会教师,原名德禄,永嘉菇溪大沸下村人,二十一岁(1935年)在城西堂听道蒙恩。1947年12月到永强任三甲住堂教师。1953年离开。
参阅 侯虔升《我的见证》1989年,页3、7,《温州市基督教花园巷教堂简史》初稿,页22。
⑩、候虔升《我的见证》1989年,页7。

转载自:三五甲教会青年团契

2017年2月4日星期六

从全人教育与大使命看温州主日学 作者:章圣任

从全人教育与大使命看温州主日学
        最近拜读了台湾中原大学的林治平教授的高作《白昼提灯》,被林教授的“全人教育,全人辅导”的观点深深吸引。正如林教授所云,我们的教育失去了平衡,没有做到全人教育。
        林教授全人教育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活在四个关系之中。其一,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天人关系。其二,就是人和自己之间的关系,人己关系。其三,就是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人人关系。其四,就是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物关系。
        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都陷入一个教育的误区,就是我们的教育太重视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读了很多年的书,但是最终教育出来的却是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专家”。我们只学会了物质环境所需要的技术、手段,却不懂得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懂得如何作自我调节,更不知道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需要。结果,在白日里提着灯笼满大街去找人,却找不到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是现代社会教育的悲哀。
        在这样一个悲哀的教育背景底下,教育界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开始了集体反思,也作出了很多教育改革。但可悲的是,国内做的教育改革都没有挣脱出人物关系的桎梏。无论是“培养动手能力”、“工学结合”、还是“走出课堂”,人都在物质环境的迷宫里转来转去,找不到出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改革成果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些进步。自从哈佛大学的梅奥教授做了“霍桑实验”后,理论界就公开宣告,人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质人,人还是社会人。每一个人,他至少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并受到群体规范的影响。从此,行为科学主义大行其道,人们开始注意到人在群体中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特别是“EQ”理论问世以来,大家都开始拿EQ说事。其实这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育的缺失,但利己的烙印却十分明显。最近,关于个体性格塑造和品质培养的书籍、培训,也开始流行起来。看来在社会上,对于“人与他人关系”和“人和自己关系”的教育开始有点进展了,这是令人兴奋的。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它们和“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教育相比,如同小巫见大巫一般。更可悲是,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尽然看不到一丝天人关系的影子,上帝与人的关系在社会教育的环节中被完全地忽略了。
        在全人教育的框架下,我们再来审视当前的社会教育。天人关系,几乎缺失;人己关系,有一些尝试,但非常浅薄;人人关系,正在努力,却明显带有利己的功利性,使得人际关系更加紧张;人物关系,依然独大,学校和家庭继续在培养着“没有受过教育的专家”。教育成了一个“腿脚巨大,两手短小,并且没有脑袋”的怪物。
        了解了社会教育这个现状后,我们来寻找教会主日学教育的定位,即我们该做的是哪一块。我们不得不承认,主日学教育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是从人力、物力、财力,还是从时间、空间上来说,我们都没有办法和社会教育的实力相比,因而不能和社会教育进行正面交锋。企图把社会教育这驾马车从错误的道路上完全拉回来,起码目前我们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所以,我们只好从社会教育缺失的层面去做补救的工作。如此看来,天人关系的确立,让人与上帝之间建立正常的关系,正是主日学教育的关键;其次,人与自己关系和人与他人关系的教育,是需要教会主日学在这里进行补充的。人与物质环境的教育这一块大可放一放。除非有一天,国内可以恢复教会介入社会办学,教会可以兴办小学、中学、大学等国民教育后,我们再考虑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教育。
        以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为重点,补充人己关系和人人关系教育的不足,暂时放弃人物关系教育,这是教会主日学教育的基本定位。
        我的观点已经列出,本想行文至此就搁笔。但总觉得“有观点,没方法”,操作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昨晚,我无意间闯入温州永嘉乌牛教会的金节制弟兄的新浪博客空间。看了他很多文章,其中一篇《从大使命谈主日学教育的策略》令我眼前一亮。主啊,这不是我苦思冥想却不得其解的东西吗?感谢主!他垂听人的祷告,顾念人的需要。
        在金弟兄的文章里提到了他对大使命的理解,那确实是按正意来分解真理的道。教会对大使命的理解陷入了一个误区,一提到大使命,立马就想到传福音。然而大使命的内涵和外延远不止于此。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9-20节)金弟兄认为,大使命的核心导向是“使作门徒”,宣教、施洗、教导都是为要把人培训成为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所以,大使命包含了宣教、施洗、教导三个部分。
        建立天人关系,恢复上帝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其实就是大使命的目的——使作门徒,这是一个意思的两种不同表达。既然教会主日学应当以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为重点,那么教会主日学最关键的事工就应该是为了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怎么完成呢?方法就在于开展宣教、施洗和教导的工作,目的是使学生能作基督耶稣的门徒,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
        在主日学中开展宣教的工作。教会主日学需要在日常的教学之外,另外开展一些专门的福音聚会和福音性的课程。我们需要把每一个学生看作是传福音的对象。虽然有很多的主日学学生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里,也常常来教会参加主日学,但未必清楚明白救恩,甚至没有专门地听过一次两次福音。主日学教师要深入了解学生的处境,在福音真理上装备自己,并掌握面对小孩子的宣教技能。
        在主日学中开展“施洗”的工作。对于婴儿洗礼和小孩子洗礼的事情上,教会历来在神学和实行上常有争议。我个人认为,起码那些自己清楚得救并有明显见证的主日学小孩子,教会完全可以为他们施洗。但在这里,我们先搁置这个问题不谈。这里提到的“施洗”工作,并不仅仅指有没有这样的具体行动,还要指在主日学中开展团契生活。一个主日学班级就是一个小团契,要让小孩子在这里过团契的生活。教会主日学要在教学程序的内外,开展一些活动,营造团契的氛围,让孩子们在这里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服事,并委身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
        在主日学中开展教导的工作。这是主日学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教会主日学若失去了圣经的教导,就不能称之为教会主日学了。所以,每一位主日学教师都需要在圣经真理上受到装备,并忠实地履行教导的职责,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可能在圣经诠释上,主日学教师没有办法做的很专业,但起码不能错解、乱解。不仅仅是解释,更要注重圣经原则在生活中的应用。另外,属灵的事要凭借属灵的力量,所以我们主日学教师要依靠圣灵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主日学教师要保持正常的灵修生活,确保自己在上帝面前有正常的关系。同时,还要掌握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技巧。有创意的教学会使学生对圣经产生探索的兴趣,沉闷古板的教学反倒令学生对圣经望而生畏。
        当我们的主日学能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宣教、“施洗”、教导的工作,圣灵也乐意与我们同工,因为我们所做的是要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这样,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主日学学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建立正常的天人关系。不仅仅是这样,在团契生活和圣经教导的环节中,还附带着能弥补社会教育在人己关系和人人关系教育上的不足,使主日学的学生在这个社会中能受到平衡的全人教育。
        以上仅是在了解林教授和金弟兄的观点之基础上的个人思考,并不代表林教授和金弟兄的原意。此外,由于文笔和篇幅的限制,不能将林教授和金弟兄的高见完整地陈明出来。若想进一步了解,请仔细品读林治平教授的《白昼提灯》,以及金节制弟兄的《从大使命谈主日学教育的策略》。

原标题:主日学:全人教育与大使命
章圣任,2010年3月20日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f248790100hdeb.html

温州英籍传教士——曹雅植 作者:章圣任

曹雅植(温州传教士)

罗杰·卫尔  整理
章圣任、金海霞  翻译

《曹雅直》
(GEOGE STOTT)
温州
1867-1887
照片(略): 1895年, 曹夫人在温州25周年
第一部分: 福音入华
    1.1792年, 为了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签订通商协定,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派遣特使马嘎尔尼(Macartney)勋爵觐见清朝皇帝乾隆。但是,清政府拒绝了他所有的请求,具体如下:
    ⅰ)仅开放广州作为通商口岸;
    ⅱ)皇宫内不接见任何英国外交使臣;
    ⅲ)英国宣教士不得进入中国;
    ⅳ)清朝皇帝对英国献上的先进科技礼物不屑一顾,认为毫无用处。
此外,清朝皇帝还给英王乔治写了一封轻蔑的长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国王!朕命令你按照朕的指令行事!如果你在宁波、天津或其他港口有船只或贸易行为的话,朕将下令使用武力迫使你的船只离开那些口岸!到时候别怪朕没有事先警告你!你必须永远遵守这道圣旨!”
    2.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达现在被称为香港的地方。他是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英国宣教士。他非常震惊地发现,如果一个中国人教外国人说中国话就要被处死!最终他还是找到了两个愿意教他汉语以及协助他翻译《圣经》的人,并支付给他们报酬。但事实上,死亡的威胁一直笼罩着他们。当他们其中一个人被发现的时候,为了逃避严刑拷打和惨忍的死亡,竟然服毒自尽!
    1812年,清政府通过了一项新法令使得外国人印刷汉语基督教书籍成为死罪。并且“欧洲人聘用的中国宣教士传讲基督信仰将会被处死。他们的跟随着若不肯放弃信仰将被流放到北满洲(也就是中国的东北)”。
    3.清朝皇帝一心要拒基督教及一切国外的影响和贸易商于中国大门之外。广州是西方人唯一可以购买中国茶叶和交换商品的地方,并且只能按照清政府的条件进行交易,无任何平等可言!
    西方国家认为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将成为那些来自英国和印度制造的商品的潜在市场,是海上运输的雇佣之地,也是个兜售鸦片的好市场!但是,为了与清政府进行正常贸易关系,他们所做的一切尝试和努力都被愤怒地拒绝了,有时还动用武力。这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报复!清政府视西方国家为使用超强海军实力的侵略者,将不平等的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当清政府抵抗时,战争就爆发了!但是导致战争的结果,双方都是有过错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于1842年结束,同时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对宣教工作影响最大的条款为:
    ⅰ)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ⅱ)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商人在这些通商口岸贸易和居住。
    在1845年的《中法黄埔条约》签订之后,罗马天主教徒及基督教徒都开始被清政府所容忍。
    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结束,同时签订了《天津条约》,紧接着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中对宣教工作影响最大的条款是:
    ⅰ)更多的通商口岸被开放,准许英国商人贸易和居住。如汕头、浙江、烟台、天津、营口、九江、武汉、芜湖。
    ⅱ)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
    ⅲ)宣教士在中国内地活动自由;
    ⅳ)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1877年4月,第一艘外国轮船到达温州!
    4.当然,撒旦总是竭力阻挡福音入华。它总是拦阻上帝国度的扩张。(帖撒罗尼迦前书2:18;启示录12:13-17)但是,神为要成就他在世上的美意定能战胜魔鬼撒旦的作为。(创世记50:20)
    5.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美各使团纷纷派遣他们的宣教士到中国各通商口岸传福音。1865年,戴德生(Hudson Taylor)创建了中国内地会,使福音不仅被传到中国沿海省份,还进入中国腹地。这是自从1868年他带着一班宣教士从杭州到达扬州开始的。不过,中国内地会有四大独特之处:
    ⅰ)它接受所有教派的宣教士:英国国教徒、浸信会教友、公理会教友、卫理公会教友、长老会教徒。
    ⅱ)你仅需要被你所在的当地教会承认即可加入内地会,而无需是一位牧师或曾在圣经学院学习过。
    ⅲ)单身女士也可以成为宣教士。
    ⅳ)宣教士在中国必须穿汉服。

第二部分 曹雅直及福音入温
    虽然我们不知道曹雅直(George Stott)先生的生辰,但我们知道,19岁的他在一次事故中伤了右腿。那时,他是苏格兰农场的工人。两年后,他的腿又癌变,不得不在膝盖以下截肢。他在床上躺了九个月,伤心地思考着自己渺茫的未来。不过,在这期间,他接受了福音并成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
    之后,他在一所学校当了几年老师,也曾接触到有关中国属灵需要的消息。当他的一个同事George Crombie告诉他自己正打算加入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去中国宣教时,他也开始对此深感兴趣。
    后来,曹雅直对自己这样说:“我没看到两条腿的去中国,所以我一条腿的要去。”他写信给戴德生请求派他去中国。于是,戴德生邀请他到伦敦进行面谈。戴德生告诉曹雅直,一个瘸腿的人去中国非常危险,特别是当外面有骚乱暴动的时候。曹雅直笑了笑,幽默地说他不会有事的,因为圣经上说“瘸腿的能把掠物夺去。”(以塞亚书33:23)戴德生见此便心里说,“这就是中国需要的人!”于是,1865年,曹雅直放弃了学校里教学的工作到伦敦跟随了戴德生。1866年2月,曹雅直等八个人到达了上海,他们是刚成立的中国内地会派出的第一批宣教士。在宁波附近服侍了一段时间后,曹雅直作为先锋被派往沿海古城温州。他于1867年11月25日到达温州的。
    当时的温州自称为“万幸之城”,“辉煌之城”。温州人认为他们所拜的那些神灵是非常有能力的。因为当时太平军从广东北上,沿途各个城市都被攻破,惟独温州得以幸免。曹雅直看到温州庙宇林立,拜偶像成风之后非常震惊!当他和另一个宣教士蔡文才(Josiah Jackson)努力去找一个能歇息的小旅店时,却发现几乎无人肯接待他们。可见当地的反洋情绪极其强烈。在找房子租住的两个月内,当房东发现承租人是“洋鬼子”时,他们的租金马上被退回!最终在1868年1月18日,他们找到了一个愿意租房给他们的地主。随后,蔡文才回到临海继续他在那里的事工,只剩下曹雅直一个人开始他在温州二十多年的宣教工作。但是第二天,就有一群蛮横吵闹的人聚集到房子门口,叫喊着,朝房子扔石头。他们用力敲打着房门,愤怒地要求曹雅直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但他勇敢地走出来,朝他们说:“你们都看到了,我是个瘸子。如果我想逃跑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杀了我的话,你们可能会有麻烦。如果你们让我单独留下来,你们会发现我对你们毫无恶意。总之,我已经来了,我要留下!”
    人群逐渐地安静了下来。他们又扔了些石头后,一一地离去,剩下这第一个到温州的洋人曹雅直一个人,也就是第一个到温州的外国宣教士!他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寄宿学校,收了十二个男孩作为学生,并雇了一个中国籍老师来教他们。同时他自己教他们《圣经》课。他也开设了一间小礼拜堂,并向每一个进来的人宣讲耶稣。1868年,他给他的第一个归信者施洗,是一个补鞋匠。1869年,在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提到自己如何度过那最早的几年:
    “我的家庭由十二个男孩、一个教师(也是我自己的语言老师),两个男仆和一个做清洁的老妇人组成。如果我能按照我所应该的去管理他们,那将很好,但是并不都是这样。让你看一下我日常生活的程序吧!我早晨六点钟起床。在读经灵修、祷告和早餐后,我给学生们做个短讲或读《圣经》,同时有祷告。接着需要安排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需用:买米、蔬菜、鱼、柴火、针线、纽扣、鞋子等。必须确定要买的尺寸、数量和质量。一完成这些采购的工作,我就开始学习并准备星期天的布道及给那些男孩子们的教导。我对每一个来访者都很重视,总是找机会告诉他们神的真道、罪及救恩。午饭后,我继续学习,接待来访客人,或骑马到乡下去。在那里,我随身携带一些福音小册子,寻找机会来传讲耶稣,因为我还不敢在大街上布道。当孩子们放学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晚饭的时间在天黑以后,我必须让孩子们一直忙碌直到晚饭,不让他们有机会调皮捣蛋。接着是我们的娱乐时间。在音乐声中,我们看着图片凭记忆来讲故事,直到‘祷告时间’。有一些朋友也参加进来,那些会识字的就一起读圣经,轮流着一人一节地读。之后,我会做一个短讲并以祷告结束。接下来就是孩子们的‘提问时间’。我会试图激发孩子们的智力,使孩子们的智力更自然和更开发性的表现出来。我的身体很健康,非常适应这里的气候。有时候我的精神十分振奋,但有时我又很沮丧,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想得很多。这里离最近的租界需要八天的路程,并且我工作上也遇到许多困难。你若不在这里待上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是无法理解我的处境的。但是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其他地方的机会,我还是会说:‘温州!’哪怕有可能让我当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的话,我也不会改变我的选择!”
    有一天,曹雅直来到教室,惊奇地发现里面空无一人。通过询问之后,才知道这个城市在谣传他要拿学校里孩子们的心脏和肝去做药!谣言传开来,人们信以为真。他孤独和烦躁地度过了好几个月后,才重建起在人们面前的信任。孩子们才纷纷返回学校。
    由于自己缺少友谊且时常感到孤独,曹雅直发现自己这前两年过得非常艰苦。于是,他向一个自己认识的苏格兰基督徒女士Grace Ciggie求婚。她同意了。后来他们就于1870年4月26日在上海结婚。当她到达温州后,每天都有一群人来观看第一个到这个城市的外国女人。她发现她的新家是在一个嘈杂的教室上面,由三个房间组成的。不过,事实证明她是个非常理想的妻子。她对所有的事工都非常积极努力,正是曹雅直所需要的同伴和协助者。
    1870年,天津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19个欧洲人因此丧生。原因是中国人非常愤恨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惩罚可恶的外国人而散布了一些邪恶且愚蠢的谣言。他们说,外国人绑架并谋杀儿童,挖出他们的眼睛、心脏和肝来做药。除天津外,其他地方也有这个谣言。在温州发生了疯狂的反洋暴动。连走出房子都变得很冒险,这样大约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曹雅直时常被石头砸,被恶毒地诅咒。温州到处贴满了手写的布告,说曹雅直杀了婴儿并用盐腌了放进桶里。每天都有一群人冲进房子并在各个可疑的角落寻找那个传说的桶。最后,他请官府公示通告来辟谣。这才使这些威胁过去,形势稳定下来。不过,就在这些黑暗和苦难的日子里,也有人过来询问福音信息。在1870年在他写给一个好朋友的信中说:
    “自我上次写信给你之后,我们经历了几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环境。其中一次是当我对事工感到有点沮丧的时候。由于天津大屠杀,我们陷入困境,无法出门,人也很少进来。有一天,一个来自附近县城的人说他想见我。他告诉我说他认识的一个人是我们这里的成员。他听那个人讲过耶稣基督和上帝创造天地的故事,并差遣他的儿子为罪人死。然后他们每天晚上一起读圣经,祈求上帝赦免和拯救他们,他相信了耶稣的‘教义’并相信他救恩的价值,而且另外有三、四个人也相信了。这是我从未看到的,不过这个人是个小贩,到城里这几天是为了进货,他每晚都参加我们的敬拜,但是现在他再次离开做生意去了;另外有两个男孩也对真理很感兴趣,他们的心窍被打开,对经文也懂得最快。即使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也常常鼓励我们,虽然那时候看起来很有希望的果子并不总是能成熟。”
    1871年6月,蔡文才先生从临海到温州来协助事工。他们在城市非常繁华的地段——五马街租了一个很大的店面做礼拜堂。店面的一部分用来作为书店,每天有个中国籍的传道人坐里面卖书并向每个进来的人宣讲福音。到了下午,大礼拜堂就打开,蔡文才或曹雅植先生在里面布道。刚开始一大群人过来听,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散去。只剩下一个或两个确实想明白的人在仔细听。曹雅植先生在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这一段日子:
    “当大门打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涌进来,有失业的人、游手好闲的、小流氓、旅途中的商人、小贩、魔术师、算命的人、音乐家、小偷、乞丐,甚至会有佛教徒或道教徒。人群的嘈杂声几乎盖过讲道声!使这样的一群人集中注意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极大的肺活量和智慧。今天上午当我讲罪的来源和影响、以及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安静地听了一个多小时。许多人一直很专心地听,但大部分人总是不安心地走来走去,进进出出,坐不下来。我每天必祷告的内容是让我们的会堂成为许多灵魂在此得救的地方。昨天有超过一千多人听道,他们理解起来很费劲。但是有神的保守与同在,我们一句一句详细地解释后,他们渐渐能够接受。”
  曹雅植觉得神不仅仅呼召他在温州城里传福音,温州周边的农村也有这个需要。尽管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常常面临拦阻和危险,但他的勇气从未消减。“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会带着寝具和他的拐杖,骑着一匹小马边旅行边传福音,也经常有一两个中国人陪同着。
    “我们走访了许多的村镇,时常有一千多人来听道。有时我们在戏台上布道,有时在农村的庙宇里。当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时,有时就在我的马背上传道。同时有两个中国基督徒与我轮流讲道。当其中一个讲了一天后嗓子哑了,另一个就可以起来继续讲,声音大到四百码外都能听到!在我回到市里后,他们两个继续在许多地方传了将近十天的道。”
    1873年4月,他在给另一个好朋友的信里写到有关他的另一次外出布道的经历:
    “上个星期我去了约二十英里外的东林。我骑着马去一些小村庄,一边传道一边卖书。这个地方之前从未有过外国人,整个村里的人一下子就全跑过来听我讲道。我们看到了在地里干活的男人一扔下手里的农具就跑来看我。当我骑到了一些能讲道的地方时,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嘈杂……我一直讲道直到太阳下山然后晚上住到一个屋子里(但是人群一直跟着我到那里),我一直讲到喉咙发痛!
    这个农村周围的村落都非常美,但这里的人们似乎很落魄。晚上,村里的族长邀请我们到他家里,热情款待我们。晚饭后一大群人又跑进屋来,我就给他们讲道直到深夜。同时,我的两个同工在接待室也有一大群听众。他们待我如此友好是因为我之前医治好了他们当中一个发热病的人。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起来骑马去了另一个村庄。那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庙宇的院子里。我和两个同工轮流爬上戏台向他们传道。庙里带头的僧侣不让我们在神像面前讲道,但听的人们叫他闭嘴。于是我们继续传道。”
    1872年开设了走读女校。
    1874年在平阳邻镇租了一个房子作为宣教事工点,但是被愤怒的人群破坏了。曹雅直将此事汇报给在宁波的英国领事。7月,戴德生夫妇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来温州。
    1875年温州建立了一个教堂。周边建立了三个祷告点,包括平阳和东林。每个祷告点有一个中国籍牧师。
    1879年由于年轻男子在教堂里很难找到一个基督徒妻子。他们决定开设一个女子寄宿学校。
    1880年教会建立了温州第一所西医医院。
    1884年中法战争。法军快速袭击了福州附近的造船所,击沉了中国十一艘军舰并毁坏中国的军械库。当消息传到温州时,愤怒的人群开始暴动。他们破坏了所有外国建筑并将所有外国人赶出温州。于是学校、教堂和曹雅直的住所全被烧毁。处于安全考虑,他们把收养的小孩子送往宁波。几星期后,曹雅直再次回到温州,花了五个月的时间重建原来的事工。在江心屿上的当地英国领事馆认为曹雅直向中国政府要求的赔偿金过多。
    在这个暴动期间,有一个从武汉来温州做生意的人看到人群冲进曹雅直的住所,抢夺他的财物并将房子完全毁坏。人群还用石头扔曹雅直,而他却只是冷静地走向衙门,毫无怨恨、咒骂和发怒。更令他惊讶的是,几个星期后他看到曹雅直回到温州,默默地开始重建被毁掉的一切。那和气的神情仿佛这城市是他朋友。这个商人自言自语说:“能使人有如此举动的信仰实在值得探个究竟!”因此,当他回到武汉后,他开始参加那个城里一所新的基督教堂的聚会。很快,他就在卫理公会一个有名的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那里受了洗。虽然曹雅直处在危险和迫害之中,但主却借着他这种无声的见证祝福临到其他人。
    曹雅直像一个严格的苏格兰校长治理他的学校那样治理他的教会。他在各样危险和困难的事工上都敢于做先锋。他坚信神特别地呼召他去做这些事并要使这见证被成就。他无法忍受任何其他人为的机构来干涉他事工的进行。甚至中国内地会备受尊敬的带领人戴德生也不行!他坚持自己和其他来自英国的同工都穿欧洲服装,而不是像戴德生所教导的那样穿汉服。同样地,他坚定地认为中国政府应当赔偿他们被市民们无理卤莽地破坏掉的所有财产。但是,中国内地会却持相反意见——不要求赔偿是真基督徒的见证,体现基督的顺服和温柔。戴德生派来的那些宣教士觉得在曹雅直严厉又需要绝对服从的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下事工非常之难。戴德生三番五次地建议曹雅直应该如何做温州事工的各个方面,这令他深感不快。于是曹雅直向伦敦的总使馆抱怨。最后,由宁波来的一个美国宣教士Mr. Lord在他们中间做调解才达成妥协。随后曹雅直夫妇二人就回英国去了。
    但是中国各个教派的成员都非常喜爱这个宣教牧师,因为他为了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对于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他们也很尊重他严格的管理方式。下面是1891年来自他所在教会的成员作的见证:“我想写一点关于我们的牧师曹雅直。他由中国内地会派到中国来传福音。他性格正直、公义且睿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乍一看觉得他很严厉,但是当一个人更多地了解他后会发现他非常和蔼可亲。他在做每件事情之前都会先全盘考虑。他的话语很少却很有智慧。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他承诺过的就一定会去做。大家都能感觉到他的能力和影响。他可被称为温州教会的栋梁,每个人都以他为目标并渴望能像他一样。我们的牧师多年致力于教育和教导。他喜欢出去向大家传扬福音。他在二十四年前来温州,而他的妻子在两年后过来陪伴他。他们远离了家乡、亲人和朋友,一起为了神的旨意而侍奉。他们因为被神拣选来做这样的侍奉而喜乐。为了能更好地与我们沟通,他们还学习我们这里的方言。他们组织教会,开办和经营寄宿学校,不在乎时间和金钱;收养孤儿和其他贫穷的孩子,教他们阅读和明白圣经。他们不怕千辛万苦地在当地和周边各地旅行布道、卖书和帮助哀伤的人。因他所做的这一切,福音被广传了。唉,在偶像崇拜这件事情上,温州及其周边地区比起其他许多地方更严重。因此,曹雅直先生心急如焚。他忧伤地求告上帝来看顾和怜悯这些百姓。很快,上帝应允了。福音在温州、平阳和东林传开了。现在,每一个教堂都有他自己的华人牧师。每个月他都拜访他们,并且传道、教导和考察那些归信的人。在这一切事上,曹夫人都是他的帮手。她教导妇女和女孩。当一些灵魂得救的以后,她又教导他们如何去帮助别人。她还组织了一个小组去照顾那些无助的、悲伤的和饥寒交迫的人。每一件和教会有关的工作,他们都非常热心和投入地参加,并且全力以赴。他们这样做了很多年,留下了良好的根基。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有了三百多个信徒。1887年,曹雅直夫妇返回了他们的国家。不久,曹雅直先生得了重病,死于1889年4月。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信徒都泪流满面。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悲伤。然而,追忆曹牧师的美德,男女老幼都非常感激他教导的恩典,并深深地觉得自己是由他而生。”雷世开(音译)
    如今,温州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耶路撒冷”。因为那里的教会和信徒的人数都快速地增长,大概人数已经超过六十万。曹雅直是第一个在这个城市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尽管有敌对的人群、恶毒的流言、投石与纵火、死亡的威胁以及灰心和软弱,但他却为将来神的教会在中国的这个地方的成长打下了一个美好而坚固的根基!他的信心是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信心,以至于能面对这一切的困难。正如他自己所言:
   “有很多事情会带来麻烦和焦虑,不会都是一帆风顺,也不会全是成功。在中国,要使得能阅读和教导上帝的话语不再是一件希奇的事,需要我们‘通入幔内’(希伯来书6:19),强烈地继续着来自上帝的支持;并且唯有与上帝亲密地同住同行才能做到。我的经历带给我一个结论,只有通过活泼的信心和祷告才能获得和维持,而这祷告是真实的祷告,是心灵的格斗,如同雅各从奋斗中获得了力量,而不是软弱。”
    如果要对曹雅直一生和他的工作做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无疑他是最勇敢的宣教先锋之一,也许他是这些勇敢的宣教先锋中唯一一个曾经做个截肢手术的人。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信心和勇气没有动摇。1894年,温州基督徒的人数发展到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卫理公会苏慧廉(W.E Soothill)牧师在1881年建立的教会。在曹雅直去世后,他的夫人回到温州住了几年,直到疾病迫使她在1895年举行25年服事庆祝会后返回了英国。
参考文献:
1. “Hudson-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Volumes 1 to 7, by A.J. Broomhall
2. “26 Year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by Mrs G. Stott, 1897.
3. “The Chinese Recorder”.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f248790100habq.html

温州永嘉三自复出的零星情况 作者:胡归原

温州永嘉三自复出的零星情况
作者:胡归原

2015年3月30日下午,笔者采访了永嘉某家庭教会的属灵长辈,得知了有关1982年永嘉县三自会复出的一点零星情况。长辈虽然是历史的经历者,但是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陷入了历史的沉思。

这次会议在乌牛东洋教堂召开(如今这所名列三自会的教堂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逼迫’,可能它也在见证历史),由县宗教局周科长带队,参加的人员是全县教牧同工,主要学习有关政策。周科长扶持50年代参加三自会的主要人员,这次被扶持的人:张林弟、史伯雄、陈直,安排他们三个人在大会上讲课。据长辈回忆,这三位在文革期间都否认耶稣,传道只不过是混饭吃;另外他们在信仰上属于新神学,甚至有接受创造进化论等。

参加会议的同工对这三位存在很大的意见,据另一位长辈回忆,岩头的几位传道人看到这种情况就退出了会议。其中有一位姓张的传道人将此事反映到东阳堂长老那里,如果下午张林弟站起来讲课,我们这群青年人就拉他下来,他根本不配站在神圣的讲台之上。本堂的长老将此事反映给陈公权牧师,陈公权牧师安排了另外的人。那天上午周科长去了乌牛另一个教堂处理有关教产的事,回来后得知有人阻止张林弟讲课,就站起来拍桌子说:“今天公安局工作组就驻在乌牛,谁要是不服从,就抓谁,谁要出头,就处理谁。你们想宗教自由,这自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自由。”

这次会议结束后,每位同工都带着恐惧的心理回到自己所在的牧区,商量对策。但是出于保护教产及恐惧的心理,各牧区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是最终出于淫威之下,不得不加入恐怖组织,暂求平安。

但过了几年,如乌牛、岩头、桥下、桥头等牧区的一些传道人看到三自会不合圣经真理,各自分别出来,重新回到正统教会(家庭教会),这些分别出来的长辈所经历的苦难是我们这些后人无法想象的,但是上帝在永嘉的土地上保守了他的教会。

这位长辈提醒我,三自是政治运动,我们基督徒绝不参加政治,政教必须要分离。
回想这一年多在温州地区所发生的事,正应验了所罗门王所说的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放弃教产与放弃信仰两者选其一时,你会选择什么?其实任何时代总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0d26291f0102ve2s.html
原标题:一次意外的采访,本标题由郑乐国编注

试论温州基督教音乐事工 作者:王拉结

试论温州基督教音乐事工

温州基督教历史悠久,基础深厚,教徒众多,发展蓬勃,信徒占当地人口的十分之一,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历史的悠久上溯至七百多年前的元朝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曾先后四度传入我国①唐代的景教②元代的“也里可温”教③明末清初的天主教④十九世纪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除了第一次唐代景教外,其余三次都曾传至温州,并产生深刻的影响。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英美等国数以千计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传教,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新教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传入温州,光绪七年(1881)冬,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来温传教。光绪十年(1884)到三十年代已经有六大教派,包括内地会、循道公会、安息日会、 还有温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基督徒聚会处。

  今日温州基督教的盛行,教堂遍布全市城乡,教徒居全省之首,并参与社会生活中来,渗透到传统文化中。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一、温州基督教新教音乐事工⑵形成的发展过程

  根据基督教教义,教会音乐和圣经一样,具有崇高的地位,它表现在信徒对上帝的崇敬、赞美和回应。教会音乐也是一种实用的艺术,特别是用在教会集体的崇拜,团契聚合和传教的功用上。因为赞美诗歌上的音乐能带给人快乐,抒发情感,让信徒的生活更有意义。而赞美诗是基督教音乐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赞美诗是一种基督教会众合唱的颂赞诗歌,是基督教传播中的重要活动,也是教会信徒崇拜⑶所必需的,它以歌唱为主要形式。将相关的赞美诗歌曲集结出版发行而称为赞美诗集。

  1867年农历七月,英国内地会曹雅植在温州建立温州基督教内地会,当时的赞美诗歌是外国传教士为适合中国信徒所需,根据中国音乐曲调的特点编写简短易唱的赞美诗的曲谱。据载,温州教会初创期间,信徒不能习唱西方曲调的《赞美诗》,在温州传教的循道公会的英籍传教士苏慧廉牧师特雇民间曲艺吹打班来家吹唱,采用了温州本地的民间旋律素材创造了些简单的诗歌,使得信徒都非常乐意学习和接受。

  我们从教会的发展历史中来了解教会音乐的三个音乐形态:

(一)传统教会音乐

  传统教会音乐是指西方传来的带有基督教西方色彩的传统音乐,在中世纪时,就有人将当时的歌曲汇集成册的「格里高里圣咏」(取自领导这一工作的教皇Gregorian Chant)。这些清唱圣歌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成为音乐历史的一部分,对后来音乐家有很深远的影响。
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巴赫(Bach)受到马丁路德的神学观念的影响。他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以音乐事奉多年,靠写康塔塔(Cantatas)、清唱剧(Oratorios)和众赞歌(Anthems)等为生。 
与巴赫同期的人物韩德尔(Handel),独自在房间内与世隔绝了三个星期,写成「弥赛亚神曲」(The Messiah)。写作时,他因感受到神的庄严与荣耀而流泪,由于作品是如此的庄严,使当时席上的贵宾英皇乔治不期然地站起来肃立聆听,从而竟成了传统。直到今天,每当献唱弥赛亚神曲中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时,听众都会站起来

  十八世纪的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与其兄弟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英国与美国大苏醒时期⑷中,写了许多圣诗。
从西方教会的发展历史中,传统教会音乐也是古典音乐中的一个部分,在教堂中礼仪所用的的或经常演奏的还有一些非宗教音乐,--有的原作曲家在创作音乐时不是专门为宗教而写的,但是这些作曲家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其中不少是虔诚的基督徒或本人就是教堂的乐师,所以在过去的几百年以来,传统教会音乐被广泛地用于教堂的崇拜中,其中,不少乐曲作为传统保留节目在世界各地的音乐会上演出,在基督教传统教会音乐的仪式中,有序曲,殿乐,奉献音乐。这些音乐是人类文化的遗产,涵养人们的品德,提炼人们的精神。在提高人们的修养,陶冶人们的情操,给人们“真、善、美”的享受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温州的教会崇拜⑸中,不管在温州市区和城乡还是家庭小聚会,每逢星期天必有一次(有的有两次或者有三次)礼拜,在礼拜中教徒们至少要唱五到九首赞美诗歌,使得普通信众如此频繁的接触到集体唱歌,重要的是这些歌曲能使人精神振奋,心灵的到安慰,生活追求上进的歌曲。传统教会音乐有着丰富的内容,它的修辞工整,少变化,因此比较形式化。诗歌中保存了许多的音乐历史上的文献和乐曲,其中有巴赫、贝多芬、格鲁克、海顿、亨德尔、莫扎特、舒曼、门德尔松、古诺、西贝柳斯等人的作品。

  还有一些的诗歌的音调采自民间,流行于欧美与十九世纪,是美国传教士把诗歌带到了中国,使得这些诗歌变成了“标准”圣诗,被教会中广泛使用。称之为“福音诗歌”,温州教会所谓的“传统诗歌”在技术上,可称之为“福音诗歌”,这些诗歌都是属于默想,团契交通,鼓励和传教性质,而不是崇拜的圣诗,适合传教时唱,但是有很多的诗歌比如:《你真伟大》,《奇异恩典》,《因他活着》,这些诗歌也适合教会崇拜中用。

  除了传统音乐外,在温州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本土化的教会音乐

(二)本土化教会音乐

  本土化教会音乐指的是曲调和旋律基本是用中国的五声音阶写成的,民族风格浓郁,旋律和歌词特别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和审美习惯.在中国的赞美诗歌中,有传统民间音乐和取自民间的曲调,如王维的《阳关三叠、岳飞的《满江红》、古曲《平沙落雁》、白乐天的古琴曲《极乐吟》、孔庙的《大成乐章》,民间曲调有《长江纤夫之歌》等。

  《席胜魔诗歌集》⑹是中国最早的赞美诗曲调创作,比如清代的吴渔山,梁发等人将外来的诗歌,中国戏曲曲牌填词等工作进了一大步。1936年随着杨荫浏以及美国人范天祥先生编辑的《普天颂赞》的出版,里面有中国人创作的歌词,有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的以及中国人创作的有一定民族风格的赞美诗,有着七十二首的民族风格诗歌,标志着教会音乐朝着本土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温州教会中使用的本土化音乐很多, 随着信徒的需要,1952年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出版的《颂主诗歌》,是从《颂主圣诗》中挑选而来的。温州中华基督教自治会于1953年7月出版发行了《圣教诗歌》,是简谱。当时的排版与现在不同,其排版的谱子下面只对着一段歌词,剩余几段歌词集中在一起放在下面。中华基督教循道回温州教区于1954年出版发行的《圣诗》(简谱),其中的诗歌是从《普天颂赞》挑选而来,其排版已经是将所有的歌词放在相应的谱子下面,并不集中放在下面。这几个版本为温州比较常用的。也有为了适应各地教徒生活和语言习惯,出现了多种具有方言化、民族和阶层化的赞美诗。

(三)现代教会音乐

  对许多生活在西方社会的基督徒而言,现代音乐已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喜爱并天天欣赏,甚至溶入生活中。由于西方神学界思想活跃,现代教会音乐的训练班已经从西方传到了世界各地,受这些新思潮的影响,教会音乐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温州教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最早是受到来自港台基督教会的现代音乐,这些赞美诗的曲调和流行歌曲很相近,旋律优美抒情,用小调谱写的较多(以前赞美诗大多用大调谱写,很少用小调,因为在神学上认为只有大调才能表达出上帝的庄严肃穆,引起人们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节奏较复杂,更多地运用复杂的切分附点节奏。歌词的内容也变得通俗轻松易懂而亲切,更多的是抒发情感。比较有影响力的如新加坡的“新心音乐”北美华人的“赞美之泉”“王子音乐”“我心旋律”台湾的“天韵”“有情天”香港的“基力音乐”大陆原创的“迦南诗选”这些赞美诗传入温州教会之后,立刻广为流传和应用,得到流传和爱好。⑺

  温州本土也出现了“野地百合音乐事工”“圣之美音乐事工”等基督教原创音乐团队,并做广场露天演出和剧院演出和电子出版。在乐器方面,除了钢琴之外,也使用电子合成器,吉他,敲击乐器,鼓,等。而且,除了领唱者外,尚有两到三位伴唱者。他们演唱时着装生活化、动作活泼,歌手演唱采用通俗唱法。这种新的形式因具其轻松活泼、具有时代感而特别受年轻人的推崇。但在一些教会里老一辈的神职人员却持保留态度,认为现代教会音乐易唱,易记,内容是浅薄欠深度的,比如诗歌短歌,《耶稣我爱你》歌词简短,歌词副歌部分只是“爱你,爱你单单来爱你”,只有几句重复语。内容欠深度,其感染力是暂时和有限的。很多人认为这种赞美诗不够严肃,缺乏神圣感;过于追求旋律的优美动听而忽略了歌词的作用,表演形式又与流行音乐过于相近而容易使人混淆。因此,这些赞美诗歌和电声乐团更多地用在教会的节日或布道会上,而在平时的教会崇拜中还是以传统的赞美诗和敬拜方式为主。

二 温州地区现行不同的崇拜模式的介绍以及各音乐各模式中存在的优势和弱点

  基督教的崇拜模式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教派有先显著的不同。教会崇拜模式在今天的温州教会史上比过去一百多年出现更多的多元化,温州教会现时所采用的崇拜模式中,概括下有5种独特的崇拜模式第一个介绍的最传统,第5个最远离传统。

(一)礼仪式崇拜——礼仪敬拜  

  礼仪敬拜是所有崇拜模式中最为严肃的敬拜,表现出一种默契与庄严并重的气氛,以理性或合理方式的来听及看神的话,並以圣经及圣礼为中心。这种崇拜强调神的超然,象征的行动让人们有敬畏的感觉。弱点是往往太过根据制定好的文字,只唱传统的圣诗,所讲的与现在所处的社会没有关系。

  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现象:强调对上帝伟大与荣耀的崇拜,常颂唱的诗歌有《求大君王来临》》《赞美真神》《诸天赞美》《来敬拜荣耀王》《快乐崇拜》大部分所用的圣诗是由作曲家如巴赫,亨德尔 莫扎特所创作,也出现一些中国的现代作曲家如马革顺黄安伦等人的诗歌,崇拜模式中有着音乐、读经、奉献、证道、圣礼、礼仪以及信经等一整套崇拜程序。

(二)传统式崇拜——崇拜敬拜

  传统崇拜是从礼仪崇拜中发展出来的。它不及礼仪式崇拜那样庄严,但依然井然有序的规律。传统崇拜中,大部分是传统圣诗,一般上有两次的读经:启应经文与讲道的经文。强点在于一个对神的超然与同在的平衡。庄重足以维护尊严,不拘礼节又足以温暖人心,风格比礼仪崇拜显得轻松。弱点是恐怕传统崇拜会陷入那不冷不热的温水的情況中。

  在这种模式中所推崇的诗歌有《圣哉三一》、《荣耀归于真神》 、《赞美救主》、还有美国的福音诗歌如 《奇异恩典》、《有福的确据》、《坚固盘石》、传统式崇拜中有音乐、读经、奉献、证道、圣礼、及礼仪等一整套崇拜程序。

(三)奋兴式崇拜——灵恩敬拜

  灵恩敬拜的主要特征是以传教为主要目的,一种心灵引导的敬拜。灵恩敬拜反映了信徒皆为祭司,全人的敬拜。弱点是对于医治的能力可能带来的危机,会众所看重的是能力,一旦领袖失去了能力,会众的信心也失去。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诗歌有《求赐复兴与灵》《恩雨大降》、还有一些强调回归的《古旧十架》、《回家吧》、《耶稣恩友》、《在花园里》等,他们不大重视礼仪,但强调讲道。

(四)现代式崇拜——敬拜与赞美

  现代式崇拜的出现是认为传统的崇拜已经失去,迫切的需要神亲密的渴望。强点是敬拜中,会众充满喜乐、喧闹不拘礼节,经历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及参与性很大。弱点是太过强调个人的经历与情感的表达,以及带领的方式成为一种的娱乐表演。诗歌缺少神学意义,教义肤浅及不持久。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诗歌有《敬拜主》、《赞美之泉》、《主我爱你》还有一些的《如鹿渴慕溪水》、《野地的花》、《高举你的名》、《每一天》等,伴奏乐器采用钢琴和笛子合成器,还有鼓低音吉他,吉他等,诗歌内容短小,重复,音效接近摇滚乐和流行音乐。一般在温州的教堂并不很大,几百人的座位 ,特别是现代电器高度发达,传声设备先进的条件下,诗班失去优越性,而小组合唱却得到大量的发展。

(五)福音式崇拜——寻道者聚会

  寻道者聚会是以歌曲、讲道,舞台舞蹈与戏剧的方式将当代生活中的事件表演出来。敬拜团包括了讲员、乐队、领队、灯光管理者、戏剧组、歌唱家、舞蹈指导及舞者,穿着随意,不求在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但求内心的交流默契,表演化。运用投影器材,除了传统所用的钢琴和风琴外,还加入吉他,电子琴鼓等电声乐队器材,音色响亮吵闹,以视觉为主,节奏轻快,唱诗时段长,气氛热烈,有时尚感,音乐感受性强,整体气氛是较动态的,也是流行文化的展示。

  因为敬拜团有着统一的时尚的生活便装,运用比较快和轻松的音乐,因为这样的崇拜模式是为了吸引未信的人而准备的聚会。舞台的综合应用,银幕和电视运用最佳的视觉效果来配合教会现代音乐,来突出它的亮点和优势。加上采用流行音乐的唱法,受北美、香港、台湾地区的音乐影响,赞美诗的演唱和伴奏都流行歌曲化。又例如,新的教会音乐因着重节奏和时代感,因此会容易使人觉得比较吵,欠安宁。而年轻一代对传统音又有生古旧和欠生气的感觉。所以,基督教音乐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在发展在与时俱进,伴随信徒素质的提高而一起朝前走。

  使用这种模式的崇拜诗歌有 《真正好》、《最美的祝福》、《何等甘甜》、《千古的爱》等。

  教会崇拜模式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几代人努力的成果。当然它也具有时代性,作为新时代的教会,我们在寻求更加合适的崇拜形式时,就需要继承保留传统中的精华。

三 教会音乐新动向的原因分析

(一)教会现状

  ⒈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冲击

  现代化指的是教会运用很多的现代多媒体,实行自动化,机械化,效率化速成化的现代音乐来实现现代教会的崇拜。

  世俗化里有物质主义,物欲侵占人的心灵,教会里出现阶级分化,还有实利和享乐主义在教会里开始蔓延,很多的信徒在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开始注意到基督教音乐的娱乐成分,讲求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注中到音乐带给他们的愉悦,商业化很浓的温州也出现为满足顾客的需要而制作的视听光盘CD,VCD,DVD,对教会的音乐带来很多的冲击。

  ⒉教会现代音乐的特点

  ⑴小型化,一般教会的人数在200到300百人中,现代化高科技的音响的投入,传声设备的先进,使得一般教会诗班人数不用多,3到5人就可以拿话筒带领大家崇拜。

  ⑵生活化,穿着随意,不求在外表上的整齐划一,但求内心的交流默契,折射出音乐可以是很即兴和感性的,可以宣泄个人情绪,又显得很具时代感。

  (3)教会人数和资产的增长,使用乐器的多元选择

  温州教会从1950年代开始脱离外国差会的资助,教会开始自治自养,从90年代市场经济的开放,经商热诚高涨,带来人数的增长必然会带来教会资金的雄厚,温州的市场经济体系引起基督教资产的增加,新的教堂随处可见,随着温州教会的人数的增长,信徒已占温州总人数的10%,庞大的信仰群体有着多元的音乐喜好的区别,加上教会是靠信徒的自愿奉献而立的,有好的经济条件了,对音乐方面也开始注意,之前,教会所选用的乐器只局限于风琴和较贵的钢琴。开始买一些高价格,高科技的电子乐器和电声乐队的配置,比如鼓吉他、还有一些顶级的音箱和话筒,满足了信徒在视听上的满足和需要。

    (⒋)受港台教会的崇拜模式的影响

    港台教会因为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教会音乐的发展相对温州教会来说是发展较健全的。

    现时温州教会崇拜需要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回归,我们不能一味地持守原有的崇拜风格,以为那就是最好的,以为那就是不可改变的。需要开放思想和大胆创新。温州的教会音乐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它的发展变化显得尤为明显。我们探悉新动向的原因,还要从文化的现状来分析。

(二)文化的现状

  ⒈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时代

  现今是个以“我”为本的时代,个人主义表现尤为明显,物欲很容易侵蚀人的心灵,通俗文明已经成为大家可以接受的标准,也是唯一的标准。

  ⒉消费和享乐主义的时代

  物质主义成为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室内装潢,或是教会音乐,人们都可以自由选择。通常选择的标准,是为了满足即刻的欲望(不肯等侯),而不是真正的需要。

  ⒊电子网络信息的时代

  电视制造出了一个情绪化、凭直觉、缺乏理性的现代文明;依赖影像,忽略文字。许多人认为电子科学是现代文明、商业、教会,以及全人类的“救世主”。

 ⒋摇滚乐盛行了30多年的时代,流行音乐泛滥的时代

  摇滚乐可说是反对权威与背逆的象徵,社会的文化,乃是根据他们对事物的反映而定的。结果产生一个现象,就是社会大众的音乐素质普遍低落,大家对职业性的表演采取观赏的态度,而且学校与教会均对教会音乐表示缺乏兴趣。

四 温州教堂音乐未来的出路

(一)区别流行音乐与世俗的音乐

  在教会音乐历史中的一些伟大的作品,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且今天我们称之为经典圣乐,如马丁路德的一首千古保障歌,亨德尔的弥塞亚,特别是格鲁伯的平安夜,在当时是市井都能耳闻得到的通俗曲调写成的,在当时也是流行音乐,而我们今天称为经典音乐。世俗音乐指世俗化展开的同时,将很多上述所讲的文化现状所表现的元素都渗入流行音乐中,以享受人性成为潮流音乐的中心,因此两者出现很大的差异。分辨他们的差异可以使我们更好的引导好教会音乐今后在温州的发展和更新

(二)提升信徒的文化素质培养信徒的音乐鉴赏力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信徒素质的普遍提高,传统的四声部圣诗合唱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规模和数量在骤增,教会演唱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并可媲美专业合唱队。并且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老板基督徒,这些老板在80年代初很多都是在全国各地到处跑的推销员,他们的见识面和接触面都很广,对新事物比较容易接受,当物质条件相当成熟的时候,这一批老板基督徒知识水平和素质得到了提升的同时也影响到很多的信徒对音乐的追求,通过教会提供平台让他们参与到音乐培训中来,温州教会音乐的提升,主要是靠“引进来,走出去”。所谓引进来,指把一些高素质,具有教学经验丰富的大学教授请到温州教会里,如2004年度暑假期间,城西教堂组织温州地区的教会音乐培训,邀请的是上海灵粮堂的林声老师来上课,还有几位来自上海各大高校的声乐教师和钢琴教师来任教,还有乐清白象教会每年都有一次韩国带来的现代教会音乐的培训学习,还有新加坡神学院的音乐系的老师来温州西郊的合唱培训等,对整个温州的教堂音乐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多新的理念的和知识给温州教会的圣乐事工注入新的血液。

(三)在多元表达的崇拜模式中保持音乐上的平衡

  按规矩与次序进行,不拘泥于礼仪或者传统的,不盲目排斥现代的教会音乐,因为有的音乐具有地域性,有的具有国际性,所要在运用多元的崇拜模式的同时,要注意追求和保持音乐上的平衡。

(四)新发展中的教会音乐应与世俗潮流,市场利润保持距离

  在商业气息浓厚的温州,商业文化是相当的发达,反过来,也主宰着很多的基督教背景的地方,随着信徒素质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又有着强大的消费力,对潮流文化的抵抗力不高,商人透过潮流文化来赚取利润。现在温州教会中已经出现原创音乐制作团体,如《野地百合》音乐事工机构的成立,但是笔者提醒,不可以把诗歌创作作为为生意,为商机不可失而出作品。所以教会音乐的发展一定要和市场利润保持距离。

(五)从俯就到提升的发展路径中发展

  面对世俗化的挑战,教会的福音晚会往往很通俗和流行的教会音乐来吸引他们,为迁就未信者而用上具有流行曲调的诗歌,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教会音乐应不断提升起其品位,应建立“入世而超世”的音乐价值观念来。这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也是发展路径当中必须经历的步骤。

五、基督教音乐的展望

温州教堂音乐在怎样的发展出路中发展,下面的五点建议可提供参考;

(一)礼仪传统化

  温州大多数教会都是属于比较自由,注重讲“道”不注重礼仪的崇拜模式,因为受天主教的过于注重礼仪的影响,很多教会领袖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和认识,在文革期间,温州教会的传统和仪式全都失传,所以要在这方面引起注意。

(二)参与化

  崇拜很多时候的情况是带领者在台上的表演,信徒在被动的看演出,所以应该让信徒深刻知道要参与近来,使崇拜变的有互动。有回应。

(三)兼容化

  让传统的音乐和民间的本土的音乐还有现代音乐等更好的协调和平衡,让更多的音乐能够适合更年龄层次的人的选择。所以教会音乐应朝这个方向发展。

(四)创意化

  跳出西方音乐的优越观念,建设自己中国风格的教会音乐,创作出更多的富有新颖时代感,又新颖的圣乐作品。结合传统与现代的模式—经典与时尚尝试,要保留好的经典的音乐传统。

(五)卓越化

  惠顿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贝尔特(Harold M. Best)为「卓越的教会音乐」下了如此定义:「倾尽全力并渴求那意想不到的果效」(Stretching and yearning for the unexpected)。我们往往把「卓越」误认为是完美无缺,以致在力有不逮时觉得沮丧和失望。因为卓越是我们从一端走到另一端,经历奋斗、争战、渴慕和推动所需的力量。因人有个别差异,当然有些音乐家会比别人出色,不过每个人都应该力争上游,不断进步,这就是卓越了!

  这五点建议也是教会音乐的展望,既合乎中道的展望,又中肯又平衡。还需要新与旧,传统与现在,礼仪与非礼仪的平衡和取向。

参考文献
[1] (英)安德鲁﹒威尔逊-迪克森著《基督教音乐之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5月
[2]周怀玉著《基督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3](英)罗伯逊,A.著《基督教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8重印版
[4]张晓琼《碰撞与冲突--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特征探析》《渝西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
[5]陈村富《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地区基督教和新闻调查研究》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版
[6]卓新平 许志伟主编《基督宗教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7]章开沅《传播与根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王神荫(《中国赞美诗发展概述》载于《基督教丛刊》
[9]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
[10]支华欣《温州基督教史》浙江基督教协会出版 2000年版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8720c384010114g8.html

温州苍南马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桥头教会简史

苍南马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桥头教会简史

桥头安息日会与闸桥头安息日会是同一个教会,共同敬拜侍奉神。直到1958年聚会停止。

1964年城门交通聚会后,游美珠姐妹心里火热,建议在桥头设点聚会,10多位老信徒喜出望外,一致同意,就在游美珠姐妹家中开始聚会。当时负责人是朱超甫。1981年信徒约30多人。1992年冬天至1993春建起三间平房式教堂。占地面积80平方米,建筑面积64平方米。聘请教师叶思准,陈友诺、负责人阮志安蒙召归天后,由陈敦勇负责。目前信徒已受洗25人,未受洗15人,合讲40人。

2006年8月10日百年一遇的超强台风“桑美”登陆马站,三间民房式教堂倒塌。台风过后,弟兄姐妹爱心奉献和众教会帮助,购买桥头小学校舍作为新的聚会场所。

过去蒙神赐恩无数,从无到有,从小家庭聚会到建堂敬拜,由少数几个人到40多人。求主继续引领,恩上加恩,把更多的人加给教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快地成长。(摘自苍南县基督教简史)
来源:中国安息日会网  
作者:苍南县基督教简史

温州最早的西医机构与西医著作 作者:刘时觉

溫州最早的西醫機構與西醫著作

劉時覺

溫州西洋醫學的傳入、施行和擴展是隨著洋教的傳布和發展而來的。同治中期到光緒初年起,西洋教會紛紛登陸溫州,設點布道,建築教堂,傳教收徒,傳教士帶來宗教教義、上帝福音之外,也帶來了西洋的科學知識,尤其是醫學。自《中英煙臺條約》簽訂,溫州開埠以來,大批外國傳教士來到溫州,為了吸引民眾,爭取人心,擴大影響,傳教士也熱心辦學施教,治病施藥,由此給溫州帶來最初的西醫,進而開設醫療點,開辦醫院,漸漸發展,終於成為溫州醫學的重要力量。

一、西洋醫學傳入溫州之始

同治五年(1866),耶穌教開始傳入溫州,中華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牧師、蘇格蘭人曹雅直(George Scott)從寧波來溫,在市區設點布道,後又擴充到平陽。光緒元年在平陽西門蓮池巷建成中華基督教內地會教堂,後又開辦書院,進而擴展到錢庫、舥艚等地。

曹雅直是最早來溫傳教布道的外國人,然而開拓不易,由於緊張的中外關係和文化、地域的原因,溫州仇洋排外的心態十分明顯,民眾信奉儒道佛教和地方神祗,與基督天主的洋教格格不入。為接近民眾,曹雅直針對溫州教育不普及,民眾缺醫少藥的情況,決定採取辦學辦醫雙管齊下的方法,由此吸引人群,吸引男女信教,以期打開局面。他在花園巷寓所開設塾館(仁愛私塾),招收生徒,免費入學,並逐漸擴大招生,免費提供膳食住宿,贈予書籍文具,還每月發給津貼10元大洋。從此,學生增多,傳教局面就此打開。後來發展成為崇真小學、育德女子學校,成為溫州最早的教會男女學校。光緒六年(1880),曹雅直在溫州市區五馬街租賃樓房7間,左右軒房6間,開設診所,由英人稻惟德任醫師,聘陳日銘(陳益新,平陽人,仁愛私塾最早學生)為助理。這個診所有一條規定,開診之前必須靜聽傳教人員講道,就醫者則診金藥費全免。市民樂於接受,就診者多為農民、小販、乞丐等社會下層人群,抽食鴉片者亦為數不小。每天門診數十人,甚至達一百多。診所開設有病房,收納不少住院病人,戒鴉片煙者尤多。診所歷時兩年,1882年7月,因稻惟德醫師調往山東煙臺而停閉。稻惟德醫師前往煙臺時,攜溫州少年、十六歲的劉星垣同往,劉學醫五年,卒業始歸。劉星垣,名世魁,是劉廷芳的父親,應該是溫州最早的本土西醫師。

這是溫州第一所西醫診所,儘管規模不大,時間不長,卻是溫州人所接觸的最早的西醫醫療機構,西洋醫學從此登陸溫州。若干年後,稻惟德、劉星垣師徒二人合作翻譯出版了《眼科指蒙》,這是現存的有溫州人署名的第一部西醫學著作。

二、溫州第一部西醫學著作

《眼科指蒙》卷端目錄之下署名:「英國稻惟德口譯,浙溫劉星垣筆述」,大約是溫州人的大名第一次署於西醫學著作之上,可惜的是,全書前後無序跋,無前言凡例,亦未見出版者及出版時間,因此無法進一步了解師徒二人的醫學事跡,甚至無法判斷成書的具體時間,但此書於清光緒丁酉(光緒23年,即1897年)以《中西眼科指南》(扉頁俞樾題簽《泰西眼科指南圖解》)之名收入《中西醫學叢書》出版,據此,大略可以推斷成書於18世紀的90年代。

《眼科指蒙》的版式是一種「中西合璧」的形式,文字部份全同傳統的中國線裝書分行豎排,只是書末附錄的《中英文對照醫學術語》用橫排;而插圖則用西洋技法,部份還用彩色珂珞版印刷於道林紙,精細明確,便於臨症對比照看,與傳統的醫書插圖迥然不同。試介紹全書基本內容如次:

首列眼球縱切面圖,一一標明其局部解剖組織名稱,除少數如前房、眼直肌之外,大部分解剖名詞與今已有較大差異,如角膜為明角罩,虹膜為眼帘,睫狀體為睛肌,晶狀體為睛珠等,眼球壁分眼白殼、黑衣、腦筋衣三層,與現代稱鞏膜、脈絡膜、視網膜亦不同。

次則眼外組織圖,標明骨,上、外、內直肌,上彎肌(上斜肌),腦筋(視神經);下面四幅小圖則是「下胞翻外治法」,標明手術切割部位、用針方法、縫合方式等。

再次是六幅眼病圖,扳眼膜症(翼狀胬肉)、睫內生毛症(倒睫),二種角膜病即明角罩瘡痕、尖凸,睛珠不透光即白內障,還有圖示淚管針入淚管之法;再則眼科器械十件如撐眼器、拔睫毛鑷、眼帘彎鉗、直鉗、三角刀等,值得注意的是有挑睛珠針,應當是用於挑撥治療白內障的。

以上二葉四面是普通線裝書籍用紙,圖像形象,生動逼真,與傳統的五輪八廓圖之類不可同日而語。

文字部份首載《眼論》,用文言文寫成,介紹眼的解剖、生理。先是眼球的結構、部位、功用,分白衣、黑衣、眼腦衣、明角罩、前後房水、眼帘、睛珠、大房水,共八節;次則介紹眼球附屬組織,分眉毛、眼胞、淚具等;後則為《眼之功用總論》。《眼論》下為《格言》,論述「眼之為用必聽命於心腦」之理,進而闡述耶穌教理,「天心慈悲,大施仁愛,於漢平帝元始元年誕生救主於大秦,而天下聞得救之門,引世人趨永生之路」,「甚望舉世君子,觀書有感,求道無異於求醫,知救魂尤美於救身」,希望讀者能夠慕道得道,「生前遵道而行,死後得福有望,君如求之,新舊兩約之書,是可尋而觀矣」。不離其行醫為傳教鋪路之宗旨。

以上八葉文字自可視為全書卷首,有總論性質,下則為眼病彩圖,道林紙珂珞版印刷,非常精美,內容包括:眼睛衣發炎症、眼胞內生肉癗症、明角罩生水泡症、明角罩生血管網症、明角罩中外二層發炎症、眼帘發炎症、眼白殼眼帘眼摺發炎症、眼內發炎症、眼球下生黃癰症、眼被打傷睛衣下聚紫血症、眼球生黑癰症、前房生珠蟲症二、眼珠流至前房症等,共五頁十四圖。

以下才是正文,先是目錄,下署稻惟德、劉星垣二人名,《眼論》已有十一篇,諸症從第十二篇眼睛衣發炎症、遠年炎眼症起,至第三十七篇眼花症、光線射眼論、近視遠視二症止,共二十六篇,每篇二症三症不等,共四十六症。各症後則列「治點眼症良方」共十七方,要求配藥「所用之水以汽水為上」,「所制之藥水醫者應先預備,最要須裝貯凈瓶之中,堅塞瓶口,不致藥力泄散為要」,特意說明「以上諸方所制之西國藥料,用者可向上海各埠藥行購辦,因中國之藥不能使用」,而醫療器械「惟上海大英藥局可買」。書末則附列《中英文對照醫學術語》,包括解剖、病理、藥物三項。每症各論病因、症狀、治法,試引第二十篇之《明角罩並眼帘發炎症》以見其例:「患此皆因身體虛弱,或系父母身有疔毒遺害所致,病雖來勢不烈,然將來貽害亦非淺矣。論其病狀,畏光而眼匡骨痛甚,明角罩變糊,瞳人非舒開太大,而必收縮過小,有時眼白衣亦發炎,甚紅而癢。治法只用第四方藥水,日數次點,內服碘質所制之藥,而服金雞納更佳。最要者朝夕宜食精美善饌,還要住處清潔,宜勤沐浴,自有速愈之功矣。」 其「第四方藥水」用「鉛鹽三厘、汽水一兩」配成。這應是角膜炎並發虹膜睫狀體炎,簡要地討論相關病因、症狀、治法,可謂是要言不煩。

第三十七篇《光線射眼論》、《近視遠視二症》繪圖描敘「光線入凸鏡中所聚之式」「光線入凹鏡中散開之式」,以此說明「光線入遠視眼」「光線入近視眼」的道理,此書是溫州最早闡述眼視光學基本原理的醫學著作。

《眼科指蒙》內容非常簡略,但是作為溫州人署名的第一部西醫學著作,使我們看到一百年前溫州眼科學的發展水平,對於溫州醫學的歷史發展自有其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1]高建國.基督教最初傳入溫州片斷[J].溫州文史資料,第七輯,1991:343-348.

来源:https://kknews.cc/culture/l2xj22.html

苍南县志

苍南县志

基督徒聚会处又名地方教会。主张一地只建立一个地方教会,属长老宗。民国11年(1922)倪柝声在福州成立基督教聚会处,因使用《小群歌集》,故亦称“小群教会”。
 (《苍南县志》,苍南地方志委员会,
http://www.cncn.gov.cn/www/xianshizhiban/2010/01/19/18931.htm)

基 督 教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中新教(又称耶稣教)随帝国主义的侵略传入中国。民国《平阳县志》载:“基督耶稣有新旧教,教内又分诸会,各自扩张范围”。最先传入的是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继之为基督教循道会、耶稣教自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基督徒:聚会处,陆续在今苍南境内修建教堂,;至民国28年(1939)。苍南境内所建教堂(点)65处,信徒共9353人。第二节 教派及教案

中华基督教内地会 是美英等国基督教(新教)对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差会组织”。多半为浸礼宗,其次是信义宗、监理宗、长老宗、公理宗、自由会等联合而成,专司对中国派遣传道士,在中国内地宣传福音,直接建立教会。

同治六年(1867)英国传教士曹雅直来温传教。九年,受内地会派遣由温州来平阳县城,在西门外太保殿设点布道。十年由英人卫秉忠接替。信徒日增,颇受差会重视。十二年,又派朱牧师来平阳,于第三年在县城西门莲池巷建成内地会教堂。并开办书院。

光绪六年(1880),仙居龙船峥村杨道生等到该堂礼拜,成为内地会在江南的首批信徒,也是基督教传入江南的开端。九年,钱库金家烊村、项家桥村及肥艚等地出现了第二批信徒。

十三年,先后建立钱库东街、肥艚、朱家斗分点驻堂。同年,王良牧师调任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县圣工,差会又派英人白德邻、伊宝珍(女)来充实圣工力量,与天主教双管齐下,勾结政府,强行购地建堂,欺压百姓,与原有民族信仰冲突,遂酿成严重教案: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乡间盛传庙中神像多被暗中毁坏,定系教会所为,曾在南港获一人。乡民轰起扬言欲拆教堂。•温处道宗湘文闻讯派兵弹压。激起当地民愤,遂拆毁萧江渡教堂及龙船坤等地教民住宅。后经县绅调解,赔款4400元始平息。而教士从此气焰益张,教民中强者倚教凌人,弱者借教自卫。

二十六年六月,爆发了响应义和团运动的“神拳会”,提出“除灭洋教”口号,并仇视教民,又毁教堂及教民房宅。十一月,“神拳”被镇压。据刘绍宽日记:“温州道府教案计毁华式耶稣教堂约30余座,毁教民房舍700余家;华式天主教堂约10余座,毁教民房舍187家。”事后,清政府向耶稣教、天主教共赔偿抚恤白银12618两。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冲击下,有民族意识的教徒开始觉醒,纷纷要求教会独立,收回教权。

民国7年(1918),王良牧师召集五县内地会代表协商,宣布内地会实行自治,并易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以杨作新(麻步人)为平(阳)、泰(顺)总会首任华人牧师,设总堂于平阳西门,逐渐摆脱差会的羁绊。杨牧师重视自传人才培养,于民国12年,选拔青年黄履铨等6人送长沙神学院和杭州真源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为平、泰等地牧师。至1919年,平阳内地会堂点共35个,其中苍南境内内地会堂点9个,信徒1508人。

循道公会 其前身“偕吾会”为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鸦片战争后,由英、美、加拿大传入中国。清光绪十四年(1888),偕吾会传道员曾数次来芦浦街上逐家布道,分发"鬲音》活页和《四福音》单行本,引人信教。次年,在芦浦创建县内第一座偕吾会教堂。民国28年(1939)并入基督徒聚会处。

耶稣教自立会 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辛丑条约》订立,“几摇国本,创巨痛深,于是教民悟其倚势陵轹之非,平民觉其积怨寻仇之失。”(见民国《平阳县志》)基督教中有识之士便有传教自由的主张。

二十九年,上海闸北长老会牧师俞国桢首创“自立长老会”,又3年,组成“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张教会自立、自养、自传,不受西差会管辖。而蒲城教徒在自立长老会成立时(1903),便已买来3间房屋建立自立会聚会点。接着,县城、金乡、赤溪等地都先后建立聚会点。宣统二年(1910)春,俞国桢禀请浙江巡抚部院,批准设立平阳自立会分会。5月,分会正式成立,在?乡设40个堂点,信徒约2000人。

民国1至5年(1912~1916),俞3次来平阳布道。9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全国代表会议后,平阳建立分总会(曾称“浙闽分总会”),至28年,浙闽边区5县堂点发展到七八十所,信徒约8000人。此后,因部分信徒改入“基督徒聚会处”而有所减少。至1949年,浙闽教区形成7个牧区,在苍南境内的有4个牧区,共33个堂点,信徒5845人。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系基督教新教派之一,属美国复临派。20世纪初传入中国。民国2年(1913)望里溪头埠聚会点信徒要求自立会牧师来当地施洗,不允,遂去请温州安息日牧师来村施洗。次年,该村自立会改归安息日会。民国8年,村中青年信徒陈友石被介绍到上海三育大学深造。次年,村中创建第一座安息日会礼拜堂。民国15年,陈友石毕业回来传道,在苍南境内建立堂点11处,信徒1353人。

基督徒聚会处

又名地方教会。主张一地只建立一个地方教会,属长老宗。1880年成立于美国马里兰州。民国11年(1922)倪柝声在福州成立基督教聚会处,因使用《小群歌集》,故亦称“小群教会”。桥墩王天佑等受《基督徒报》、 《复兴报》影响,宣传“小群”教义,从内地会、自立会带出一批信徒,建立平阳县第一个基督徒聚会处于桥墩五岱山新村,并与倪取得联系。14年,桥墩王禹亭于酊步头(在碗窑乡)也建立一个聚会处。数年后,信徒大增,在江南、南港等处都建立教会组织,成为温州地区活动中心。24年,王诚信于江山河口宫耶稣堂办培灵书院。两年后迁至方岩下,易名培灵小学,学生150人,均为基督教徒子女。至1950年停办。1957年,全县聚会堂点69所,信徒24352人(其中苍南镜内堂点35所、信徒8030人)。

教堂 1949年基督教各教派在今苍南境内建立堂点95所,发展信徒1935人。至1990年,堂点增至123所,教徒47616人。

第三节 三 自 革 新
1950年7月28日,以吴耀宗为首的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联合发表《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号召教徒自立,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当时今苍南境内教徒在宣言上签名表示拥护的达12000余人。1954年9月,平阳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成立(1956年改名“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自立会先后选派杨惠民等6人参加金陵协和神学院、燕京学院进修,并精简专职教牧人员,逐步摆脱西方差会的传统控制,形成中国牧师本身的神学体系。50年代后期,宗教活动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9。由更到压制。1978年后,逐步恢复原圣职人员的职位和基督教徒的宗教活动。

1979年内地会与自立会合一,组成中国基督教平阳县教会(又称“合一教会”),建立教务机构,各区设区会,每区会设5至7名执事。1983年11月,成立苍南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苍南县基督教协会。两会在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础上,提出治好、养好、传好口号,先后选派10名青年教徒到南京协和神学院、浙江神学院、华东神学院进修。1984年分江南、南港两片举办培训班,从而提高圣工素质。

在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基督教中也出现逆流。1978年,龙港新美洲村出现“呼喊派”,攻击三自爱国运动,严重影响社会秩序,1983年被政府取缔。1990年仍有活动,再次被取缔。

天 主 教
第一节 传 入
清光绪十五年(1889),天主教由温州传入平阳,在九凰山麓购置5间旧式楼房作为祈祷所,由温州总堂派司事负责管理。光绪三十一年,平阳县各地有教堂10余所,信徒2000余人。宁波教区主教遂批准成立平阳天主教本堂区。宣统元年(1909)于乎阳县治南门外昆山麓创建天主教堂。

江南天主教最初由钱库黄某传入。光绪二十八年(1902),众教徒在黄家(一说在金加洋)设临时祈祷所。后二年,钱库开始建堂。此后,金乡(1904)、宜山(1905)、蒲门(1908)、林家院(1918)、石塘(1918)牛乾(1918)等地也买地动工建堂。民国10年(1921)开始又先后建立沪山、横渎浦、桥墩、腾洋4个堂点。诸堂点均归乎阳本堂区管辖。13年,钱库天主堂始驻有神甫。宁波教区主教戴安德(法人)亲临视察后,19年批准成立钱库天主教本堂区。首任神甫吴钦华。21年戴安德又到钱库本堂区主持开堂大典,将江南、蒲门四个区的公所或祈祷所(即堂点)划归钱库本堂区管辖。而沪山、横渎浦、桥墩、腾烊4堂点仍归平阳本堂区管辖。每个堂点均有司事照管教会事宜。29年,今苍南境内有钱库,蒲门两个本堂区,均由宁波教区管辖,按级接受外国津贴。38年6月,温州教区正式成立,时,苍南辖境内驻有神甫2人,堂点22所。

第二节 现 状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活动照常进行,但仍受外国势力操纵。1950年钱库堂区,组织“圣母军”(圣母御侍团)8个支会,进行反革命活动,受到人民政府取缔。1957年,天主教徒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办教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起,天主教活动停止。“文化大革命”期间,钱库、蒲门等地天主堂改为群众活动场所,教徒仍分散农村设点聚会。1978年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贯彻。1986年春耶稣复活节,苍南天主教中心钱库天主教堂恢复正常活动,教产陆续收回,人民政府拨款70000元,修理圣殿和钟楼。温州教区委派黄浩然神甫常驻钱库主管教务。1990年,苍南县天主教除钱库总堂(包括仙居、西烊,项桥三聚点,有信徒2500人)外,尚有堂点29所,信徒215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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