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市中心医院120周年院庆 英籍创始人苏慧廉曾孙来了

 苏慧廉曾孙查尔斯参观市中心医院院史馆

        温州网讯
        昨天上午,市中心医院建院120周年院庆纪念大会在医院门诊广场举行。

  这场庆典,来了很多嘉宾。其中,有一位头发花白但身材高大的外国先生,格外引人注目。
  他叫查尔斯,他的爷爷就是苏慧廉,那位在120年前漂洋过海,来温州建医院办学校的传奇人物。查尔斯告诉记者,他们家族为曾祖父母在温州的事迹而骄傲。
  市中心医院公开信—— @全球温州人寻创始者后人
  今年8月9日,市中心医院通过媒体,发出一封给全球温州人的公开信。
  信中写道(摘录部分):
  今年秋天,温州市中心医院(原市二医)就要迎来120周岁生日。这个横跨三个世纪的医院,得从1897年(清光绪廿三年)英国人苏慧廉、施德福在温州的故事说起。
  那时候,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带着奎宁、碘酒等常用药品在温州创办了一间小诊所,后来小诊所扩建成定理医院(后依次改名为白累德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市中心医院),这就是浙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历经两个甲子的积淀,它记录并见证了瓯越大地近现代的沧桑巨变。
  老温州人都知道,在医院附近,有条小巷子,叫“施公里”,这条巷子所纪念的施公,就是白累德医院的最后一任英籍院长、著名的内外妇儿兼通的全科医师——施德福(音译)。1917年,他来温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一职,并成立了浙南地区最早的护士职业学校。
  ……
  我们要寻访苏慧廉和施德福的亲属,请他们来参加120周年纪念活动,重访其祖辈苏公、施公在温州的踪迹,同时接受我们深深的敬意。
  所以,我院发起“寻找苏慧廉及施德福后人”活动,作为12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环节,恳请海内外温州人帮忙传播和打听,帮助我们寻访到苏、施双贤的后人。
  这封公开信发出后,事情很快有了进展。在温籍学者沈迦和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端木敏静的帮助下,医院联系上了苏、施双贤的后人。
  苏慧廉曾孙查尔斯——
  我们家族为曾祖父母在温州的事迹而骄傲
  昨天,苏慧廉的曾孙查尔斯来到了庆典现场。原来要来的是苏慧廉另外一位曾孙彼得,但由于临时家中有事,他便让弟弟查尔斯代表家族来参加。
  庆典结束后,记者采访了查尔斯。
  查尔斯今年58岁,身材高大健壮,谈起曾祖父的事迹,双目炯炯有神。
  他说,120年前,当年20岁出头的曾祖父到温州后,曾祖母也跟了过来,两人在陌生的温州一待就是20多年,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建医院办学校,一直为温州人民服务。曾祖母写了很多书,记录了这段温州岁月,自己小时候听曾祖母说了很多有关温州的故事,曾祖父和曾祖母的这些经历,整个家族都知道并为两人骄傲。
  查尔斯介绍,曾祖父虽然是英国人,但对温州乃至中国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力所能及地帮助这里的人民,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那个年代,温州有很多人吸食鸦片上瘾,我的曾祖父一直对此深恶痛绝,他成功帮助很多人戒毒瘾。他回到英国后,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教授,余生一直在为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做贡献。”
  苏慧廉的女儿,也就是查尔斯的姑奶奶,长大后来到中国,创办了培华女校,即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林徽因的母校。
  另外,记者了解到,施德福的儿子罗兰先生也接到了邀请,但他年过九旬,又因为子女太忙没法陪同,因此未来到庆典。
  市中心医院院长黄建平——
  先贤们坚韧不拔从未停止奋斗的脚步
  昨天上午11时,市中心医院院长黄建平带着查尔斯,为医院院史馆开馆剪彩,里面记录了苏慧廉与温州的往昔岁月。
  其中,令查尔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苏慧廉当年留下的敲钟。
  那个年代,医院人手不足,通讯条件也很落后。苏慧廉定过一个规矩:钟敲一下,外科医生集合;敲两下,内科医生集合;敲三下,所有科室的医生集合。
  说到当年的情况,查尔斯还提到,自己之前只在曾祖母的书中看过温州,真正到这里后,没想到温州是一座这么漂亮的城市,当年的小诊所变成如此现代化的大医院,他为此感到自豪。
  “我10月26日到的温州,去了楠溪江、永嘉书院、江心屿,都非常美,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曾祖父和曾祖母愿意在温州待那么多年了”。查尔斯说,他还走过朔门街、信河街,沿着曾祖父母当年的轨迹看一看“温州当年的样子。”
  “120年中,我们曾历经危难,甚至陷入解体的困境。但先贤们筚路蓝缕,坚韧不拔,从未停止过奋斗的脚步:在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坚守初心,真诚践行医学誓言。医疗技术与医学设备虽更新缓慢,但从未停滞;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虽步履维艰,但从未断层。正是他们的努力,才让这所医院始终矗立在瓯江之畔,终究屹立浙南,”黄建平表示,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良好时机,市中心医院将志存高远,继往开来,为温州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温州晚报http://news.66wz.com/system/2017/10/29/105038488.shtml


一场跨越两甲子的全球寻访

一场跨越两甲子的全球寻访
温州网 2017-10-29

Charles Soothill(查尔斯·苏慧廉)之所以和温州市中心医院有着渊源,是因为他的祖辈苏慧廉——一位将一生最好时光都留在温州的英国传教士。
苏慧廉曾孙Charles Soothill(左二)参观市中心医院院史馆
(图:蔡静/摄)

温州网10月29日讯(记者 潘涌燚 叶锡环 摄像 李新泽)“当时医院没有通信设备,在现在急诊大楼西边的老樟树上挂着一口铜钟,如遇紧急情况,以敲钟为号,召集全院医务人员……”
  10月28日中午,温州市中心医院院史馆里,来自英国的Charles Soothill(查尔斯·苏慧廉)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忍不住伸出手轻轻触摸了一下铜钟。
  这让他仿佛穿越了历史长河,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感觉。
  Charles Soothill,满头银发,身高一米八左右。他今年58岁,是一位电力能源工程师,此前从未来过温州。
  Charles Soothill之所以和温州市中心医院有着渊源,是因为他的祖辈苏慧廉——一位将一生最好时光都留在温州的英国传教士。
  创建浙南地区最早一所西医医院
  这个横跨两个甲子的故事,得从1881年说起。
  当年,二十岁出头的苏慧廉,只身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由此与中国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那时候,苏慧廉带着奎宁、碘酒等西方常用药品,在温州创办了一间小诊所。该诊所的规模相当于现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一排瓦房共有八间,土木结构,南北排开。
  随着诊所名声远播,患者日益增多,苏慧廉意识到必须建造一所大医院,才能满足当地百姓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
  1897年2月17日,苏慧廉经过多方努力,选址温州市区墨池坊杨柳巷10号(今温州市墨池小学校址)盖建成定理医院,聘请英国科班出身的医师霍厚福担任首任院长。此后,该院迁址扩建相继更名为白累德医院、温州市第二医院、温州市中心医院。
  定理医院是温州乃至浙南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1907年,苏慧廉离开温州赴山西,接任山西大学堂校长。尽管他离开了温州,但白累德医院已经具备了较强的“造血”能力,逐渐走上正轨之路。
  1917年,英籍医师施德福接任白累德医院院长,也是该院最后一任英籍院长。他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曾获热带病学博士学位。
  施德福在温州从医32年,精通医技,医德高尚。一些用中草药救治无望的重症患者,辗转来到白累德医院,通过西医治疗起死回生,留下了一个个医患情深的动人故事。
  海内外接力找到苏慧廉后人
  “我们要寻访苏慧廉和施德福的亲属,请他们来参加医院120周年纪念活动,重访其祖辈苏公、施公在温州的踪迹,同时接受我们深深的敬意......”
  今年8月,温州市中心医院在即将迎来120周年庆典之际,向全球温州人发出了这样一封特殊的寻人启事。
  信中提到,希望全球特别是在英国工作生活的温州人帮忙提供信息,寻找市中心医院创始人苏慧廉和施德福的后人。
  一场跨越两个甲子的全球寻找行动就此展开。
  远在海外的侨胞,定居上海的温籍作家叶永烈,以及一些温州市民,纷纷通过微信、电话、信件等方式提供线索。
  一个月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端木敏静从美国带回来一个重要消息,“寻找医院创始人——苏慧廉与施德福后人”活动中要找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一位是苏慧廉的曾孙彼得(Peter),另一位是施德福的儿子罗兰·施德福(Roland Stedeford)。
  随后,端木敏静通过《寻找苏慧廉》一书作者沈迦提供的E-mail地址,替市中心医院给彼得写了一封电子邮件,邀请他来温参加建院120周年活动。彼得因家里有事不能来,答应让弟弟Charles Soothill前来参加。
  彼得找到后,施德福的儿子罗兰·施德福也顺利找到。他是一位外科医生,现已退休。年过九旬的他表示很遗憾,因为子女比较忙没时间陪同,所以他不方便来温州。
  得知苏慧廉后人来温参加庆典活动,温州市中心医院院长黄建平非常高兴。他说,正是因为苏慧廉先生创立了定理医院,才让市中心医院开启了新征程。所以我们想寻找他们的后人,以此纪念为温州医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前辈,感怀国际主义给温州人带来的福祉。
  黄建平表示,这段历史搭建了中英医学领域友好交往平台,能够激励医院全体同仁更加努力工作,更好地为市民做好医疗保障。
  “我将接力做好中国文化传播”
  Charles Soothill是苏慧廉的曾孙。10月26日,他受邀第一次来到温州,参加市中心医院120周年纪念活动。
  站在曾祖父生活了25年的土地上,Charles Soothill脸上写满自豪,“祖辈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救死扶伤,赢得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我认为非常了不起。”
  他说,从小就听长辈讲过曾祖父母在温州的历史,长大后陆陆续续读了不少曾祖父母写的书籍,从中知道了他们一生和温州的缘分。我的家族一直流传着曾祖父母的故事,大家对温州都怀着一种特殊情结。
  这几天,在市中心医院工作人员的陪同下,Charles Soothill先后去了曾祖母笔下的江心屿、楠溪江、朔门老街等地。“曾祖母提到的江心屿,我也特意去看了,东、西两塔比想象中更美、更雄伟。”他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温州。
  Charles Soothill尤其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曾祖父当年创立的医院,如今无论是医疗设备还是技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告诉记者,曾祖父回到英国之后,一直在牛津大学担任教授,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
  “回国之后,我将把在温州的这段经历写成游记,分享给更多的家族成员和英国人,接力做好中国文化传播。”Charles Soothill说,这里真的太特别了,这或许就是曾祖父为什么能够在温州生活了25年的原因。


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藏在耶鲁大学的温州老照片 作者:端木敏静

藏在耶鲁大学的温州老照片 
作者:端木敏静 

        二〇一六年,笔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作为世界一流名校,耶鲁大学在保护人类文明成果上不惜代价、不遗余力。例如,耶鲁大学注入巨大资金、倾其全力建造的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古籍善本图书馆。这所特殊的图书馆外面看似脆弱,其实却是能抵御核武器破坏力的坚固建筑。耶鲁大学把图书馆打造得比国家金库还坚固,就是为了让代表人类文明的珍本文献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安全无虞。

左:朱德盛牧师( Robert Grierson)于温州平阳
右上:朱德盛牧师与平阳信徒在教堂前合影。
(英语说明文字指出这是平阳“Da-oh”,从拼音发音来看可能指平阳的“大岙”,笔者按。)
右下:朱德盛牧师(中)、内地会传教士施先生(E.C. Searle)(左)和信徒合影。

  耶鲁大学图书馆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共计二十五座,其中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珍藏了大量近代在华传教士的档案材料。该图书馆特藏部对此类档案的重视程度、保管的精确细致、投资力度以及研究深度享有盛名,是全世界各地相关研究的学者受益匪浅之地。例如,特藏部收藏了日本侵占南京时期传教士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数千份文献资料与历史照片。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材料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是极其珍贵的。同样珍贵的还有近代在华传教士在中国拍摄的大量老照片,用镜头记录了近代中国的风土人情,真实还原了百年前中国城乡风貌。下面这组晚清温州的照片就是来自笔者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所收集的部分影像材料。

  在耶鲁大学访学期间,笔者曾通过关键词“Wenchow”(晚清时期温州的拼音字母拼写)、近代温州外国传教士名字等查找与晚清温州相关的影像资料。由于近代温州的外国传教士大多数皆来自英国,耶鲁大学所收藏的相关资料不多,但是通过耐心查找梳理、多个关键词的仔细搜索找到一些珍贵材料。例如英国内地会驻平阳的传教士朱德盛(RobertGrierson)所拍的一组晚清中国照片和他的日记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这组照片以影集形式被耶鲁大学图书馆收藏。根据影集资料说明,这组照片拍摄于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每张都附有朱德盛牧师亲笔文字说明,资料弥足珍贵,笔者一一扫描收藏。另外,笔者还找到内地会女传教士慕传荣(Moler Maude,据“China’s Millions”称于一九〇六年从温哥华来上海)写于一九一三年两封信,同时附有四张温州内地会女校师生的照片,照片清晰,晚清民初时期温州女生的音容相貌历历在目。


左:朱德盛牧师坐在夏天椅子上写中文电报。
  右:朱德盛与平阳信徒一家四口合影。 ( 根据英语文字说明,这位中国男子姓“Ling”,根据当时拼音发音接近“林”。右一为林先生的养子)

左:一群平阳基督徒照片。
  右:朱德盛牧师和他的同事在平阳寓所的家居照。
(英语文字说明如下:温州平阳寓所的餐厅。右边姜炳文,左边是朱德盛先生,以及施先生。)

  内地会英籍传教士朱德盛于一八八五年来到中国,一八八五年先在金华传教,一八九八年到温州平阳工作,一九一一年离开温州。耶鲁大学所收藏的这组照片是朱德盛牧师拍摄于一八九八至一九〇〇年,记录了他在平阳生活的片段,再现晚清时期平阳的城乡风貌。根据英国内地会会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三年、一九〇四年内地传教士名录,可以查询到当时与朱德盛牧师一同在

  温州平阳的内地会传教士还有Edward Hunt(中文名衡秉钧)、E.C.Searle(一八八五年来到金华传教,一八九八年来到平阳,取中文姓氏施,下文用施先生称呼)、William Grundy(中文名姜炳文,英国人,一八七一年出生,一八九五年入内地会工作,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三在年温州平阳工作)这些传教士的名字在朱德盛牧师的这组照片中出现,因此在此说明。

  内地会女传教士慕传荣目前所存的中文资料几乎空白。笔者根据《亿万华民》关键词查询以及相关人物、时间、地点等查询找到一些资料,大致勾勒出这年传教士兼女校教师在温州的生活。根据一九〇六年《亿万华民》记载,慕传荣于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七日从温哥华到达上海。先在汉口的内地会学校辅助教学,后来到温州内地会女校做教学工作。根据出发地点可以推测慕传荣来自北美。根据笔者进一步查询,终于在一九一六的《亿万华民》查到英国内地会在北美地区差会的传教士名单(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进一步证实慕传荣来自北美地区。从她给美国亲友的信件中大致推测可能来自美国芝加哥。一九二六年《亿万华民》六月刊登了慕传荣一封信,描述温州女校的近况。一九三六年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的《中国基督教新教使团目录》记录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在温州的传教士,温州地区传教士名单中依然记录“Moler Maude”。可见至少慕传荣在温州工作了三十多年,而且一直未婚,全心投入服事温州百姓。根据沈迦先生提供更加确切的信息,慕传荣一八七八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一九四四年七月离开温州返回美国,一九六〇年去世。
  
左:平阳县知县与朱德盛牧师(朱德盛牧师沿袭当时人们对知县的俗称“父母官”。
照片下方英语文字为“The Father and Mother Mandarin”, “mandarin ”在晚清指清朝官员。)
  右:在平阳英籍内地会传教士施先生(Searle)。(照片场景是传教士于平阳的寓所)

  这两封收藏于耶鲁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慕传荣家信写于一九一三年,其中一封内附内地会在温州创办的育德女校师生照片,信中简单记录当时女校生活片段,并对照片人物具体说明。这组照片中有两张是温州育德女校师生照片,内有温州育德女校的本土女校长和女教师。晚清时期,温州最早的女子学校均由英国传教士兴办。当时循道会兴办的艺文女校基本由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妻子苏路煕(LucySoothill)执教,而后有苏慧廉女儿做助手。在苏路熙自传以及其他关于艺文女校的记载中都未提及艺文女校培养本土教师,苏路熙还提及艺文女校聘请温州育德女校培养的温州本土女教师。育德女校的这两位本土教师可以说是温州近代史上最早的女教师。遗憾的是,笔者目前无法获知这位温州近代史上这两位最早女教师的全名,信中没有提及她们的名字。根据苏路熙的自传,晚清时期普通女性没有名字是普遍现象,未出嫁时在她们兄弟后冠以姐妹称之,出嫁则以夫姓+氏称之,因此名字不详也是意料之中。

  慕传荣档案材料里还收藏一张摄于一九一五年的照片,内容是育德女校学生毕业照,女生们手持毕业证书。耶鲁大学图书馆对历史档案的尊重和爱护,使得这张摄于一九一五年的照片至今仍是清晰,女生的音容相貌栩栩如生。图九中一对传教士夫妇(Mr. & Mrs. Seville),根据《1905-1918年内地会传教士和传教站名录》Seville在中国期间中文姓氏根据英语发音取“夏”。 “The Directory & Chronicle for China, Japan, Corea, Indo-China,etc.1910”年鉴记录,夏先生名字缩写为是G. H. Seville,该年鉴中特别点出夏先生受过高等教育已获文科学士学位。根据“温州基督教文库汇编”(网址: http://wzbxcc.blogspot.hk/2014/11/the-sevilles-in-china.html),夏氏来自美国,英文名“George Hugh Seville”,中文名“夏时若”。一九〇二年来到温州,一九〇四年与传教士江孟氏(Jessie MaudeMerritt)结婚,在温州生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儿子不幸一岁夭折,大女儿(Janet)和二女儿(Elsa)在照片中出现。三女②Edith(中文名:美福)著有“Mei Fuh:Memories from China”一书,书中有不少关于温州城貌、风俗、故人的描写(沈迦《西方视角中的近代温州》,见二〇一二年一月五日《温州日报》)。

  图十二是慕传荣写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三日的信。信中介绍所附照片上的人物,因此附上信函原件。除了介绍照片人物和一些女生的特点,信中还讲了一些零碎话题,如温州炎热气候,也提及学生在校时间过长造成很多等候入学的女生没有机会。我们现今看为稀松平常的入学权利在当时却是稀缺资源,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些女生手持毕业证时,深知她们走到这一步很不容易。迈入课堂于我们而言只是轻松一小步,而她们却要迈过重男轻女的传统偏见和压制女权的千年封建礼教的重重门槛。今日端详这些旧照,致敬这群勇敢的女性。

  特别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资深管理员Joan Duffy和Kevin Crawford,在特藏室查找收集相关资料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本文所有照片均由耶鲁大学图书馆提供,请勿转载。特别感谢沈迦先生给此文提供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夏时若、姜炳文和慕传荣的汉名和温州工作时间等补充信息,有力充实了本文相关的人物时间史料信息。最后特别感谢美国友人Leroy Guillen在笔者鉴读原始档案材料中英语人名所提供的帮助。

  [ 1 ]原照片背面对人物有编号,方便原件信中说明。另外信件第二张左上方文字翻译如下:29号是刘氏。第二位教师是37号。40号是我们女校的孩子,曾是一位弃儿。43号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女孩,擅长做操、游戏。34号是个聪明开心的孩子。
  [ 2 ]信的原件两位女孩名字是“Kung-mai, Sho-mai”。根据拼音,“mai”就是温州方言中对孩子的称呼“娒”。当时女性地位低,没有名字司空见怪,用“娒”放在父家人名字后面称呼女性很常见。“Kung, Sho”估计是她们兄弟的名字简称。
  [ 3 ]传教士夏时若妻子,育德女校教师。
  [ 4 ]原文是“Hope Cottage”,大概是内地会传教士夏天避暑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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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温州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调适 ——以《晚清温州纪事》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温州基督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调适
——以《晚清温州纪事》为中心的考察

2016年10月30日

来源:《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作者:石杨柳 孙邦金
参考链接:http://www.cssn.cn/zjx/zjx_zjyj/201610/t20161030_3256477.shtml

新教伦理还是财神伦理——兼论温州基督徒的财富观

肖云泽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上海 200241 ; 肖云泽 ; 李向平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上海 200241 ;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上海 200241
浙江学刊 ; 2015年 03期 (2015 / 06 / 23) , P5 - 14
参考链接: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DetailedMesh?DocID=zjxk201503001

流离与凝聚: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

流离与凝聚: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
发布时间: 2016/7/7日  
作者:澳中华研究中心

关键词:  流离 凝聚 巴黎 温州人 基督徒

通过结合温州独特的地区文化和一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温州人在中国的全球化商业扩展中维护着他们的地方骄傲。一个温州基督徒曾这样比较有基督信仰的温州人和其他海外华人群体:“无论温州人去到哪里,他们都会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但是外人(指其他海外华人团体)往往成为一盘散沙——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一旦失败则常常会觉得低人一等。”

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的移民政策愈趋宽松,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跃升为愈益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国人、中国制造、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消费、中国的资本以及意识形态都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海外移民现象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向性的复杂特征(移出、回流、多重迁移并存)。中国不再仅只是地缘政治上的有形概念,其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影响着世界不同地方的社区生活、文化发展、政治形式、经济与消费。

与全世界做生意的温州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华商群体之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标志。今天的温商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跨国界的中国海外经贸代理人角色,他们以费孝通先生所归纳的“小商品,大市场”和“家庭生产”为特征的“温州模式”,通过民间自发的、几乎无孔不入的商品流通网络,不断在全球拓展着中国的商业版图。

据温州官方的统计数字,现有 6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五大洲131个国家和地区创业发展,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温州街、温州城与温州商会形成了温州人的营销网络,年商品交易额高达6,650亿元。另据温州市侨办几年前统计,90%的温州华侨侨居欧洲,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和米兰、法国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德国的法兰克福几个城市。恰恰是这一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活跃的温州人经济,在物质层面上促成了华人商城经济在全球的发展与扩张。然而这一经济全球化故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人社区的宗教信仰与组织形式。本文将以旅法温州华人基督教为例,展示一个在流离与凝聚、传统情感与现代理性的张力中生存与发展的移民社区。

流动的信仰与离散的社区

温州的边缘政治地理位置不仅有利于历史上活跃于沿海地区的西方传教运动,同时也成就了改革开放后本土化基督教与移民商业的蓬勃发展。旅居巴黎的温州移民至少有13万左右。据笔者实地统计,在大巴黎地区约有二十家以温州移民为主的华人教会。几乎没有温州人是为了纯粹的宗教原因而移民西欧,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国内已经是基督徒,为了实现致富梦而来到法国这一世界时尚之都从事小商品零售和批发贸易。巴黎有三条著名的“温州街”,分别在庙街、美丽城和伏尔泰街。温州人在那里经营的皮具、首饰与旅游纪念品商店林立。巴黎温州移民社区内最大的一个群体来自于温州郊区的丽岙镇这一著名的侨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从丽岙移居到巴黎的10、11、19和20区。一个温州传道人将这一跨国人口流动描述为“把温州一个村搬到了法国”。只有极少数人是从温州的三个主城区(鹿城、瓯海和龙湾)移民过来的。这就注定了移民经历的城乡与中西的双重文化过渡将是曲折坎坷的。

宗教在巴黎温州商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鲜明的角色,塑造了信徒在面对非法身份、道德权变、原籍忠诚及国族归属等问题时所持的态度及处理方式。这些移民的温州基督徒在一个陌生的社会空间中采取了一种宗教意义框架来支持他们的商业社会运作。温州移民教会与西方教会或其他海外华人基督教社群不同的是,他们坚持自治原则,并不与法国本地教会交往而是与温州家乡的教会组织保持紧密联系。这与在欧洲的温州移民群体的家族式商业运作方式相似。

例如,这些温州移民教会会定期邀请温州传道人在欧洲用温州方言讲道和主持教会活动,并支付他们差旅费用。巴黎最大的温州移民教会“巴黎温州教会”有1000多位受洗信徒,曾为温州郊区建立的一所神学培训机构捐献了30,000欧元,并持续为招生和培训提供资金支援。这个移民教会也制订了一条相关规则,即一旦收到任何温州教会要求资金援助建设教堂的吁求,他们就会立刻捐献1500欧元。巴黎较大的温州教会团体都已经有或者已计划购置他们自己的聚会场所。对于温州信徒来说,拥有教产就好像在巴黎拥有一个物质与属灵的家园。跨地域温州教会空间的增长使得世界各地的温州基督徒的声誉都得到显著提升。

巴黎温州移民总人口中的基督徒比例仍未可知,但笔者估计巴黎温州华人中约有10%-20%是基督徒,这与温州本土的基督徒比例基本持平。大多数温州移民是通过不同途径非法进入法国的。基督信仰对于是否移民的决定——无论是以合法还是非法的方式——几乎没有影响。事实上,移民和迁移的经验往往会生成或加强个人的宗教委身度。有一些温州移民会进行长达数月横跨亚欧大陆的危险旅行,以偷渡来法,他们皈信基督教以寻求或感谢上帝保佑他们旅途平安。

作为来法国后皈依的信徒,晓敏讲述了她在来法旅途上的磨难与信仰见证,认为神拣选一个人,就会把他放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来塑造。她在一个寒冷雪夜被安排从克罗地亚偷渡到斯洛文尼亚的路上不慎跌落到一个冰窟窿里,她回忆到:“那时候我整个人身上手上全部已经冻住了一样,还有两个外国人跟我们一起偷渡的,他们就过来左边架一个右边架一个,把我整个人这样拉过去了,后面也继续走,差不多走到那个交界处的时候,我们又在那里等,等那些车过来把我们送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没有相信耶稣,但我觉得是神他让我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想起我的婆婆对我讲的一句话:‘孩子,出去外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当你惊慌或者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叫耶稣,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救我’,当我掉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婆婆对我讲的这句话,我说主啊,你来救我,就这样子。”晓敏在遭遇劫难那一霎那感受到神与她同在,她感到自己的信心被神建立了起来,并觉得真的世界上有一位神的存在。每当她走不动了,她会祈祷神帮助她安全到达法国。

恩德是91年来法的温州传道人与服装商人,他在50天的路途中跨越了13个国家。当他回想起那段无比艰辛的旅途,都十分感慨自己的幸运与所得到的上帝的恩典,正如他所说:“这也是神带领的,非常奇妙。所以我经常在讲道的时候说,在圣经里面,天使跟玛利亚讲,蒙大恩的女子,你是有福的,所以我是蒙大恩的男子,上帝特别祝福,特别赐福给我。” 正如17世纪乘坐“五月花”客轮从英格兰跨越大西洋登陆美洲大陆开创新生活的清教徒一样,恩德也为自己的冒险经历进行了富有宗教灵性色彩的诠释:“上帝今天把我们带到法国,那我就跟上帝说,把你给我的救恩也带到法国,把你给我的恩典,借着我也来到法国,把你给我的平安借着我带到法国,我现在是还福音的债。”

移民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社会过程,特别是当人们由于经济驱动而非法跨越边境时。宗教为其信仰者或潜在信仰者于颠沛流离中获得情感与身份的安顿。巴黎的温州人大部分都是中年人。他们是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到达法国的第一代温州移民,都有积攒第一桶金和建立家族生意的强烈愿望。他们中的不少人支付给蛇头约15-20万人民币以偷渡到巴黎。那些基督徒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方式,但他们在讲述自己的移民故事时常常会强调“人往高处走”的人类天性而低调处理偷渡的非法性。对一部分基督徒而言,前往巴黎途中所经历的艰难与遭遇的苦难增强了他们的信仰,并成为他们依靠和寻求上帝的见证。在大部分人眼中,移民通过解放年轻人的商业精神而造福了那些处于移民输出社会中的家庭,因此应尽可能地鼓励这种行为。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温州移民教会的牧者也很自然地表达了他们对法国悠闲生活方式的震惊,这包括法国的低结婚率、女性吸烟现象、年轻人的消费欲望,以及他们没有野心成为“老板”。

对于大部分温州移民基督徒来说,他们的生活主要关切两件事:做工赚钱和事奉教会。这种自我孤立常见于温州移民社群,特别在第一代移民中尤为突出。移民教会圈是他们在巴黎除了家庭之外唯一延展的社交网络。老华侨吴弟兄在巴黎住了18年仍然不懂法文,并宣称自己也没有时间看中文报纸或是中文电视节目。当被问及是否喜欢法国食物时,他说他只喜欢麦当劳,而麦当劳在他眼中是典型的法国食物,他常常在探访教会信徒后吃麦当劳。

移民教会中的中老年人对领袖的职分竞争十分激烈。笔者曾亲历他们在主日聚会后在整个会众面前争吵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当大部分信徒哀叹教会的不和之时,他们也往往沉浸于评论教会内“戏剧化”的权力斗争与家长里短。那些男性的平信徒领袖似乎特别希望通过这种宗教式的补偿来平衡他们在新社会中对于生活的缺乏掌控。通过强调传统的父系权威,来弥补他们在主流社会中的边缘化地位。由于这些来自中国农村沿海地区的温州移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有巨大缺失,使得移民教会很可能成为他们在巴黎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唯一机会。无论是传统的民间同乡会网络还是专业的商会组织似乎都无法像以会众模式(congregational model)为基础的基督新教那样有效地容纳大众参与社会的热情。同为宗教全球化形式的移民佛教会馆在巴黎温州人圈中虽有不小影响力,但相比较而言,其影响力主要不在日常参与公共事务与家庭生活领域,而局限于节庆时期的烧香祈福以及私人灵性服务的框架。

抱团融入:因信仰而凝聚

在学术圈内和大众媒体上,人们对温州人同乡互助的文化精神有着广泛的认识,将之视为温州人经济在国内外成功的法宝。基督教信仰更为这一同乡之情附加了一层内部相互信任的跨国网络。在巴黎的许多温州移民基督徒都来自家乡同一个教会系统。同一系统内的教会,不管彼此相距有多远都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以至于在巴黎,“温州教会”这个词经常同时涵盖了巴黎这边的温州教会以及中国的温州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巴黎的温州移民基督教社群看作是中国温州商业家庭模式的基督教复兴的延伸物。

教会为年轻男女们提供了可控的互相结识的渠道

不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温州人教会都是以众多家庭或家族为其有机组成单元的。第一代温州移民很少与其他地方的华人通婚,更不要说与外族通婚,这来源于他们对一种近代家庭经济模式的终极坚守。笔者的被访者中很大一部分都公开表示对于挑选温州裔配偶的偏好。比如,曾有一个温州年轻男子(也是一个传道人的儿子)持短期旅游签证来到巴黎,经由移民教会介绍认识了一个9岁就来到巴黎的法籍温州裔女子。他们在男方的三个月签证有效期快结束时完婚。结婚两个月之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为女方的家族做生产箱包的生意。这位女子也是一个基督徒,在回顾他们的关系时她说自己非常信任丈夫,而且在第一眼见面时就相信他是那个对的人,因为传道人的儿子一定是值得信任的,尽管他们在结婚前只在周末见过几次面而已。

移民教会为年轻一代的温州移民提供了一个高度可控的环境,为他们提供互动的环节来遇到自己潜在的未来配偶。与温州移民社群以外的人通婚常常不被看好,因为这样会“淡化”他们所苦心经营并珍视的温州式家族生意。特别是在市场与社会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稳定的传统家族网络往往是移民唯一的商业资金来源。因此在巴黎温州华人圈中,最受欢迎的结婚对象自然是温州裔基督徒。在离婚与婚前同居盛行的法国社会,没有同居经历的人往往会遭到讥笑。法国社会过于世俗的道德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进一步强化了移民教会清教徒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他们以基督信仰见证一个人在法国这样“自由放纵”的环境中是否还能保持“圣洁”的品性。温州移民教会明文规定,在教堂中举行婚礼仪式的双方信徒均不许有婚前性行为。个别甚至明文规定教徒不得离婚再娶(嫁),否则即犯下淫乱罪。

在移民教会中,信徒们听温州方言布道,并用方言讨论教会事务,在一些特殊聚会中分享他们从返乡旅途中带回来的家乡食物。卤鸭舌是经过加工和包装的温州著名小吃。在温州,人们常常将鸭舌作为开胃凉菜或是下酒菜。在巴黎时,笔者曾数次受邀去一对温州夫妇家和几十个温州裔移民一起用餐,他们同是一个教会的教友,一起在主日晚上参加聚会。在这些定期的每周聚会中,这对夫妇准备温州口味的菜肴以及西式的餐后甜点(法式沙拉)和餐前浓缩咖啡(espresso),大家就着鸭舌喝咖啡。在品尝正宗温州菜肴的时候,人们用温州方言七嘴八舌地讨论适合教会发展的正确路径。

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移民教会使他们不用取得法国人或少数裔法国华人(ethnic Chinese)身份即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及决策。通过结合温州独特的地区文化和一个全球化的基督教,温州人在中国的全球化商业扩展中维护着他们的地方骄傲。一个温州基督徒曾经用比较的方式评价温州基督教的全球扩展:“无论温州人去到哪里,他们都会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但是外人(指其他海外华人团体)往往成为一盘散沙;他们希望融入主流社会,一旦失败则常常会觉得低人一等。”在当代全球化的时刻,基督教也为这些移民商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和有确定价值观的社会空间,共同参与营造和感受一个跨国界的原籍大家庭的想象。

至于年轻一代将如何定位他们的人生或是重构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否会嵌入他们父辈所建立的既跨国又封闭的移民网络中仍未可知。笔者曾访问巴黎历史最久、拥有上千成员的温州移民教会的领袖,询问当在法国出生的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以后,温州移民教会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法国教会”。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这将永远不会发生。确实,教会中的许多父母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文化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在中国做生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在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力量,在投资中国的收益远大于欧洲。而且普通话正在成为国际商业用语。出于这些考虑许多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去周日的主日圣经学校去学习普通话。针对第二代移民青少年的很多教会项目都以普通话为媒介,这些项目潜移默化地渗透了老一代移民的传统价值观。一些富裕的家庭还会将孩子送回温州学习汉语。

许多年轻人说着流利的法语,也常常用夹着温州方言和普通话的法语和他们的父母交流,星期日也有针对这些说法语的年轻人的崇拜活动。虽然他们用法语唱赞美诗,但是却往往会由一个第一代移民的传道人用汉语普通话讲道,再由一个汉语-法语的翻译员进行翻译,传道人也会用普通语进行开场祷告和结束祷告。此外,巴黎的温州裔教会领袖们坚持用温州基督教的方式培养年轻一代,如此年轻一代便不会与被视为文化威胁(同时也被认为是对宗教的威胁)的法国主流文化所混杂——“纯正的信仰”将会被传递下去。

 在部分已经成年的第二代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民族文化印记与向法国主流世俗文化同化趋势之间的强大张力,而基督信仰至少在现阶段及不远的将来能够促成传统价值的回归。这尤其体现在下面这个温州基督教家庭第二代移民的成长故事中。

22岁的阿莲是出生在法国的二代温州移民,18岁那年在巴黎的移民教会受洗。她是看着《还珠格格》长大的,并通过看片学会了不少普通话。她父母都在80年代偷渡来法国,之后在移民教会里第一次相识。父母都来自基督教家庭,以前也常去教会,但自从拿到居留证件开了餐馆后,就很少有时间再去教会,他们的餐馆在周日也开张营业。她觉得父母不明白生活中除了钱还有别的快乐。她说其实她父母即使现在不工作,也够他们以后退休的生活了,但他们总是有很多忧愁,觉得如果不继续挣钱,未来就没有保障。以前她不太明白他们的焦虑,现在明白很多,所以她一直在尽力帮助父母。但在她和父母之间,只有她接受他们的想法,而父母根本无法接受子女的想法,也不可能改变。每次如果在她和父母之间有冲突,她父母就会说:“因为你是法国人,你当然不明白我们的想法。”而她就只得让步。

阿莲从18岁开始就在父母的中餐馆做半工,但她并不讨厌这个工作,她承认自己以前是非常害羞的,餐馆服务员的工作让她有和客人说话的机会,并从和客人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她觉得做餐馆老板太辛苦,更喜欢将来去法国公司工作。但父母并不理解她,在读高中时她父亲已经劝她不要读大学,直接来餐馆做全工。而她觉得做餐馆老板相比在法国公司工作性价比太低。而父母认为她即使读完大学以后在法国公司也不过挣比最低工资多不了多少的薪水。她对神祷告后想知道神的意见,之后觉得神希望她继续学业,她才会有足够的勇气继续报考大学。现在她希望通过个人努力证明父母的观点是错误的。

说到婚姻问题,父母很早就对她说不要找温州以外的对象。对她来说,未来的先生第一是要信教的,第二最好是中国人,是不是温州人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找温州人只是为讨父母开心而已。她想找中国人结婚的主要原因是和法国人在一起很难保证在婚前不发生性关系,这对她如此重要,而对法国人来说,即使是基督徒,婚前守贞也不太重要。

阿莲的父母来法国后靠教会的支持谋生,但是一旦可以自己开店就离开教会的保护,为了钱打拼。她曾劝父母在周日休息去教会,她说这是主日,也是家庭团聚日,对信仰和个人都非常重要,但父母从来不听。直到她妈妈因为工作太辛劳生病后才开始在周日下午3点后停止工作,去教会参加温州人团契的聚会。她说自己其实也很担心父母的身体,他们长期凌晨1点才睡觉,早上7点就起床,而且没有周末,早就积劳成疾了。经济危机之前他们还有几个工人,而现在就只有四个人:她父亲和一个二厨,她和她母亲则是服务生。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阿莲,周日来教会已经成为她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使是在餐馆帮忙时,她也坚持周日的时间是属于她自己的。

显然,第二代的信仰和第一代移民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和两个群体的价值观差异有关。这一差异甚至不比中法文化的整体差异小。阿莲似乎比父母在宗教信仰上更保守和虔诚,强调去聚会的重要性和家庭价值观,尽管她身处其中的家庭类似于男权支配下的经济生产单位,甚至是一个让她为家族生意过早放弃学业的“冷漠”家庭。她说如果没有神的爱,她无法忍受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在与父辈紧张与疏离的关系上,阿莲是很有代表性的巴黎华二代青年。她试图去理解自己的父母但却很难期待自己被父母理解。在这里,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可以打破常规代际界限的语言起到了神奇的沟通作用,似乎比温州话、法语和普通话在他们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更为关键。

如果说温州话是移民家庭的语言,法语是社会正式场合用语,而普通话是华人圈内工作经商和娱乐使用的通用语,那么宗教语言则赋予他们文化上的自信、理解力与宽容度。不少第二代移民青年是在教会中学到了孝顺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的重组离不开对信仰的执守。信仰的凝聚力也使保持中国传统与想融入法国社会的渴望在主观认识上不再矛盾。

当问到另一名生于法国并嫁给温州华人的二代女信徒现在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时,她说两者都不是,她只是上帝的子民,“因为到最后,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信上帝的和不信的。文化之间的区别已经不重要了。”在教会里她经常和其他第二代的年轻人说,“信仰上帝,而不是文化。”

虽然在表面上基督徒坚守永恒性而非传统,但现实实践中,对上帝的信仰无形中阻碍或至少减缓了青年移民同化到高度世俗化的法国主流文化,同时潜移默化地保留了部分中华传统价值。发生在这些二代身上的故事也说明,跨国移民与经济全球化并不注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半径与文化视野,而也可能会带来对传统的家庭和道德秩序体系的回归(尽管这会是一个间接过程)。这里所描述的温州移民家庭甚至比国内的温州人群体在文化上更显保守和自成一体。这样一种宗教性的跨国与跨代际联结强化了移民家庭治理(family governance), 有助于抱团融入的移民适应,并形成连接传统价值与世界商贸经济的道德桥梁。

结语:依托制度宗教,诉说中国故事

当传统伦理与道德秩序在跨国迁移与同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日渐势微时,制度性宗教为华人移民的日常活动提供了一个与主流世俗社会平行的世界,以使参与者在受政教分离法案与宗教自由政策保护的环境下实现社会融入与传统的保持。对无证移民来说,教会这一相对封闭的空间更是提供给他们在工作场合得不到的庇护。在此基础上,基督教信仰不仅与中国价值观与情感的表露并不相悖,而且对后者具有积极鼓励的影响,为背井离乡的移民创造了一个温暖的精神故乡。

在当前世俗主义的(历史上天主教影响下的)法国社会框架下,温州移民基督教已经成为失去了“西方宗教”或“洋教”文化特征的海外华人自治群体,以及为华人社区表达指向遥远祖国的情感、话语与行为的媒介。正如大多数巴黎华人的商业性移民动机所预示的,温州移民基督徒社区正依托一个家庭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离散型宗教(diaspora religion),来集体诉说中国的故事。

巴黎的温州华人移民社群有其鲜明的跨国主义特色,这令其不同于美国纽约的唐人街等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华人华侨聚居地。从制度上来说,唐人街是一种基于所在国的少数族裔移民经济体。美国唐人街的居民往往追求先融入后脱离华埠教会网络的方式,来获取向中上层的社会经济流动。不同于他们,巴黎的温州华人移民持守基督教信仰并不是为了在陌生国度生存所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下展现他们爱国爱乡的传统情怀。许多在巴黎的温州裔商人从事家族生意,他们直接从中国进口皮制品和服装面料,在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建立桥梁,这类跨国经济行为实际上拓展了中国在欧洲的外贸出口市场。移民社群为不同地方的温州商人搭建了一个信息、资本、劳动力和材料的全球流通网络。

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多为移民后新皈依的信徒,而这些巴黎的温州基督徒则以他们的家族信仰传统为荣,并且他们乐于强调一个"中国化"的基督教,将温州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称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基督教中心。和温州当地许多教会一样,巴黎温州移民教会主要依靠流动温商的资金奉献。当巴黎的温州商人为了获得新的教会场所而集资时,移民教会的象征性边界与移民商贸圈的边界发生重叠,流动的基督徒商人们往往可以在快速变迁的环境中获得最大的确定性、安全感与海外华人四海一家的实在感。

本文是对中国全球化时空中巴黎温州华人基督教现状的刻画与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对政经层面上中国崛起故事的宏大解读可以涵盖华人群体的精神变革或个体信仰的意义。而是力求通过这一个案来探寻中国的海外商贸发展是如何依托多样的民间制度路径、文化与道德资源,使移民经济嵌入当地社会体系中的。这对于理解全球市场经济运行的多元文化格局也不无启发意义:宗教网络与宗教实践在中国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了不为人知的角色,宗教文化与道德观并非理性市场经济的对立面或全球商业发展中细枝末节的因素,而已构成当代华人追求都市现代性与跨国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来源:豆瓣https://www.douban.com/note/565143811/

无神论大厦的坍塌 作者:经济学人

无神论大厦的坍塌 | 经济学人

翻译

基督教的快速传播正迫使官方宗教思维的转型。

中国的海滨城市温州有时会被称作该国的耶路撒冷。身处群山,帝都渺远,长久以来它一直是一个令中共领导人深感不安的宗教——基督教的避风港。绝大多数与温州规模相当的城市,人口在900万左右,公开场合的基督教建筑不足一打,而温州呢,直到最近,还有数百个十字架装点着教堂的屋顶。

然而,就在今年,超过230个十字架被当作“违章建筑”予以拆除。网上流出的视频显示,成群的教民们试图在教堂周围拱卫出一道人墙。数十人受伤。其他视频也播出了巨大的红色十字架被起重机吊起时,在旁痛哭的信徒近乎挑衅地吟唱赞美诗的镜头。四月份温州最大的教堂之一被彻底拆除,该市素来以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闻名,当地官员并不因之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左而困扰,却仍将宗教及其符号视为对共党无神论的公然冒犯。

基督徒在中国长期遭受迫害。毛泽东时期,信仰自由被庄严载入新中国宪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安抚中国西部的回教徒和西藏佛教徒。)但仍有大约五十万基督徒被折磨至死,成千上万信徒被送去劳改。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渐渐开始放宽宗教自由。温州大多数教会就是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这类教会在全国有大约57,000所。“三自”是一个官方术语,意为“自治、自养、自传”(因此隔绝外国影响)。他们公开宣称忠于国家,在政府机关登记注册。但是温州的很多“三自”教会显然还是惹起了政府的不快;毛时代迫害中得以幸存的大多数基督教徒,以及很多新入教的信徒,无论如何都拒绝加入此类教会,而是在未合法登记的“家庭教会”中继续集会,后者正是中共长期以来欲予打压的。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难以被打压,这种难度还在与日俱增。它迅速传开,甚至渗入党的内部。家庭教会和官方认可教会的界限日趋模糊,教徒不再躲躲藏藏,转而在社会上发挥积极的影响。中共必须找到新的应对方式。甚至有传言,世界上最大的公开宣扬无神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也许会效仿它在越南古巴的兄弟党派,允许党员信奉马克思主义之外、乃至可以高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官方“宗教思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该国处理一系列国内挑战的方式产生巨大的衍生影响。从西藏佛教徒、中国西部维吾尔族穆斯林中的分离主义者骚动,到NGO和“公民社会”——草根组织的成长,常常都蒙上一层宗教色彩,虽然官方对此满腹狐疑,仍阻挡不了它们的迅速蔓延。

让数字说话

中国宗教势力的抬头,特别是在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民族当中的传播,乃是大势所趋。坐在高铁列车上,沿途经过无数中国农村,新落成的教堂和寺庙随处映入眼帘。较之基督教,在中国根基更为久远的佛教,也在以民间宗教的身份急速扩张。越来越多的汉人去佛寺进香,寻找精神慰藉。所有的这一切急坏了官员们,对他们来说宗教不仅是马克思所言“人民的精神鸦片”,而且他们也相信,这会扭曲人们对党、对国家的忠诚。尤其是基督教,与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相关联,因此中共如何处置基督教,有助于我们敏锐地洞察其态度转变的过程。

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说不好。官方调查力图压低这一数字,无视在家庭教会做礼拜的大批信徒。相比之下,海外的基督教团体又往往夸大其词。1949年中共掌权之时,大约有300万天主教徒和100万新教徒。现在官员们说总计数字在2300万到4000万之间。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估计中国有5800万新教徒和900万天主教徒。很多中外专家如今都接受这一说法:基督教徒的数量或许已经超过了中共党员的数量(8700万)。绝大多数是福音派教徒。

基督教的扩张速度更是难以预计。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的杨凤岗称,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基督教堂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按照这个趋势,他估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会有2亿5千万基督教徒,成为全世界基督教徒数目最多的国家。杨说,这一增长情形正与14世纪康斯坦丁大帝上位之前的罗马相似,当时这为康斯坦丁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铺平了道路。

上世纪80年代,受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瓦解、而人们普遍相信基督教可以从内而外治愈疾病的影响,基督教信仰在乡村传播的最快。近些年它开始在城市生根发芽。新一代受过教育的城市基督徒开始出现。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格尔达·维兰德在她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基督价值观》一书中,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衰落导致很多中国人转向宗教,因为宗教提供了一套完整的道德系统,并有上帝的指引。她补充道,在这个骚动的时代,人们会被这种确定性深深吸引。
一些中国人也看出了基督教是西方世界力量的根源。他们把它看做一股背后的力量,能够推动社会正义、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推动他们希望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很多新生的NGO是由基督徒或佛教徒运营。信仰基督教的博士和学者也越来越多。超过2000所基督教学校散落于全国各地,它们当中很多规模还很小,而且到目前为止,全部都是不合法的机构。

据一位民权积极分子透露,中国50位最资深的民权律师当中,也许一半都是基督教徒。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组建了中国基督教律师人权委员会。大批来自城市的高收入律师信徒参与进来,为基督教徒——以及其他人——在法庭上辩护。传教士开始走出国门,走向发展中国家。

不虞之利
官方对此反应不一。像温州,他们的选择是打压。宗教政策的生杀大权往往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有些把强硬手段当成向中央表忠心的方式。普渡大学的杨先生说温州本地有传言,当地的打压行为部分是温州领导博取习近平主席欢心的手段。

美国的一个宗教团体,对华援助协会,称去年一年里中国有超过7400名基督教徒受到迫害。还有更多隐形歧视不一而足。不过7400人还不到全中国基督教众的0.01%,就算实际数字比这个更高,如布伦特·富尔顿所言——他来自香港的一个基督教组织“华源协作”——本世纪“迫害显然不再是常态”。

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许多官员看到了基督教的扩张有利可图。温州的一些商业巨贾成了信徒——他们被称作“老板基督徒”——在当地建造了大型教堂。其中有个教堂会举办晚间集会,男男女女的商人在此解释何为遵循圣经的生财之道。其他的教会组建小团体,相互鼓励诚信经商、纳税济贫。没有哪个地方的中国官员会想把自己地界上的财主吓跑。

其他地区的官员要么给予支持,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发现基督徒通常都是良好市民。他们投身于社区福利的建设中,为一方稳定贡献颇多。在一些大城市,政府本身也是“三自”教堂建设的出资人:比如说杭州的崇一教堂,可以容纳5,000名信徒。“三自”教会的牧师开始和家庭教会的组织者对话,反过来,家庭教会的组织者也不再认为官方教会里的人都是中共的傀儡。

近几年来,党关注的重点不再是人们的信仰,而是如何维护稳定、如何垄断权力。倘若与教会携手可以实现上述目标,也未尝不可,即使中共仍对支持另一套权威体系心存疑虑。2000年彼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就曾为他家乡的一座佛寺留下过墨宝,他在官方讲话中说过,即使阶级和国家的概念消亡了,宗教可能还是会存在。

中共越来越需要宗教信徒的帮忙。它在提供高效社会服务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基督教和佛教团体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大约从03年起,香港的宗教团体就有收到大陆官员的指示,要求协助组建NGO和慈善机构。在享乐和贪腐甚嚣尘上的今天,教会无私的实干作派让他们饱受赞誉。尤其是它已经让中共政权相信,基督徒不是来推翻他们的。不过对于天主教会而言,事情就稍微麻烦点儿:他们宣誓效忠罗马教廷,这在一些官员眼里无异里通外国。

维兰德女士说她不相信信徒的数量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是她承认中共现在加大了对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皈依宗教的关注。所以在有些地方,他们的态度有所缓和,官方言辞也有所调整(但是对于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持续高压政策,这两派的宗教信仰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去年五月,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这也是如此高规格的宗教领导人头一回与中共总书记会晤。
好人该登场了

从2001年起,企业家被允许入党,那时就有声音建议宗教人士也应当被允许入党。一位改革派官员潘岳曾就此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的文章。动因之一就是1990年越共做出允许其成员入教的决定。这一举措顺利实施,甚至帮助稳定了曾经动荡不安的越南。但在中国,潘的提议被忽视了。

2004年一篇中文报道宣称有300到400万党员信仰基督教。尽管如此,中共始终对于官方认可疑虑重重。香港最近的民主抗议很有可能加剧了这一疑惧:抗议的某些组织者是基督教众。中共政权担心家庭教会的成长可能也会为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邪教组织提供土壤,然后就会像遭禁的falungong运动一样,被政治化,最终走向党的对立面。中共对于邪教组织的恐惧根植于历史。19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由某位自称耶稣兄弟的人领导,最终导致超过2000万人丧生。

不过在打压过程中,有些官员的目光逐渐敏锐。这在北京尤为明显。2005年,两个规模较大的家庭教会开始租用办公地点举行主日礼拜。其中最大的一个教会“守望教会”,由清华大学毕业的金天明牧师领导,吸引了大学区的大批知识分子。某些主日里,有将近千人参与礼拜。教民可以从网上下载布道词。金牧师一向以平和争取更多宗教自由闻名,他试图将守望教会注册为合法但独立的宗教团体,不受官方教会控制,但是遭到了拒绝。2009年,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夕,政府强迫教会租用楼房的房东终止了租约。金牧师将他的教会搬到了附近的公园,在雪中继续礼拜。他和教会的元老们遭到软禁,很多信徒被拘留。他们还是踩了政治的红线。

在北京的另一边儿,故事却完全不同。就在三环外的一栋办公楼里,有另一个未经注册的教会锡安教会,他们也在差不多的场所集会;它的牧师,金明日,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守望教会一样,锡安教会占据了整个楼层,还包括一个书店和咖啡厅,给喝咖啡的人提供积分卡。主会堂能容纳400人,无论外观还是给人的感觉都很像美国的乡村教堂。锡安的牧师同样是不妥协的福音派布道者,但是这家教会未被关闭,因为它在敏感问题的参与上要谨慎的多。

两家教会的牧师(还有上海最大家庭教会的牧师,2010年这家教会和守望一样被关闭了)都是朝鲜族人,而中国的朝鲜族有2300万人之多。他们认为韩国的基督教化值得中国学习效仿。两名牧师在1989年天安门学运中都已成人,并参与其中,运动的失败让他们对党的理想幻灭,转向精神世界求索,并最终皈依。不过北京的官员到目前为止,觉得他们至少能忍受一个这样教会的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鹏想对此施以援手。刘先生提出一条中间路线来打破守望事件的僵局。他办公室的一份证明文件显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采纳了他的建议;按照镇压异见人士的标准来看,守望教会的组织者属于温和派。

刘先生本人也是基督信徒,他主动草拟了一份文件,希望可以成为这个国家首部宗教法律。目前,宗教受制于行政法规;一部成文法律的出现将掣住独断镇压的官员们的手脚。刘认为中共应当允许党员信教,因为一个宽容时代的来临不仅有利于教会,也会造福中共自身。应当出现一个“宗教自由市场”,但是他承认这和法律一样,仍旧道阻且长。
鼓起勇气

与此同时,反抗行为在增多。某大城市的一名中层干部,其基督教信仰在办公室人尽皆知,最近被告知这与她的党员身份不相符,她必须放弃信仰。她礼貌地告诉上级她办不到,以及她的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该干部并没有被辞退,但是被送入党校接受矫正教育。如今她已回归工作岗位,她说她的同事常常会来找她做祷告。

基督教徒的社会参与度(有时是政治参与度)也日趋强化。曾经是一名法律教授的王怡,之后成了一名笔耕不辍的博主,2005年入教。第二年他成为在白宫会面乔治·布什总统的三维家庭教会教徒之一。王现在是秋雨之福教会的牧师,该家庭教会位于西南城市成都。今年六月一日也就是国际儿童节那天,他和教会成员因派发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强制堕胎的传单被警方拘留。

2013年,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牛津召开会议,首次实现了新左派(其成员希望保留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平等主义元素)、新儒家(该派希望能够更多地推广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和新自由派(由古典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者组成)共聚一堂。这也是第一次,信仰基督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本次大会形成了一份文件,《牛津共识》,强调中华民族的核心是人民,不是政权;文化应当多元,中国应当永远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这份宣言并没有公开宣扬基督教义,但是基督教能在其中担当一份子,意义十分重大。关于本次会议的概览发表在中国一份极具影响力的报刊《南方人物周刊》上,绝大多数会议参与者只要小心谨慎,如今仍得以在中国生活,并未失去人身自由。

吊诡的是,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清楚,如果宗教自由真的实现了,也许会从两方面损害基督教会。一是教会可能被体制化,收受钱财,最终腐败,中世纪的罗马就是前车之鉴,温州的商人教会也已初现端倪。另一种情况就是,长期以来愈挫愈强,若社会气候乍变宽和,反而会式微。正如某位北京家庭教会的长老所言,同西欧基督教信仰的衰落一样:“如果我们获得了完全的宗教自由,那么教会也就走到了尽头。”

来源:https://www.zybuluo.com/hadeshy/note/326003

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十字架下的悲歌——叙事、记忆与身份

2017-10-25 彼得渔

摘要:

本文以2014-2016年浙江地区政府以三改一拆名义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事件为论述背景,以在抗拆行动中的信众个体的回忆作为生命叙事的文本素材,并通过对几段个体叙事的编排和铺陈,试图捕捉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强势国家叙事下,作为权力被控者的信众人士是如何回忆、叙述他们的过往事件,并在这样的叙事中展现或者隐含着怎样的情绪和意愿,这种情绪、认知和回忆对于他们当下和未来的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可能性影响?

本文写作的宗旨,并不在于,对过去的宗教团体的抗拆行为,以及政府的执法行为做是非对错的研判,而在于,试图通过在信教个体在和执法部门之间冲突张力的互动关系中,捕捉他们的生命感受。本文也试图借此个体生命叙事,进一步探究宗教不满情绪的积压对于威权社会(和谐社会建构)是否潜藏怎样的摧解力? !

为了书写流畅及论述连贯性,就不做单独章节的理论框架,并将相关理论放置文章各自段落铺叙之中。本文采用侯活士的叙事神学,以及刘小枫关于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的对比差异,指出,在国家叙事的强势下,基督教群体以一种怎样的叙事在记取和维续的他们的过往,这份记忆对于身份建构具有怎样的意义?

关键字:十字架、生命叙事、国家叙事、记忆、身份

前言:无言拥抱的老者

我要讲述的是,是关于内地千万同为基督徒名义的故事,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是发生在我家门前屋后的事情,我觉得,这根本就是我的故事和我的记忆。无法忘记,也没发抹却。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收藏了几百张关于浙江教会抗拆十字架行动的照片,很多照片可谓怵目惊心。如果问,哪一副照片让我念念不忘。我想就是这一张,发生在2014年夏季温州西部文成县的山区小教堂屋顶。钢筋水泥浇筑的十字架早已退却了红漆,在往常的时光里灰褐色的十字架是那么的寂静与安常。这位年逾七十的老者,抱着平房上的十字架,沉默无言,儿孙上来劝其下来食饭却也无动于衷,生怕被谁轻易偷走,远处轰鸣的挖掘机正在村口蠢蠢欲动。这个画面平静、哀伤,又充满着无能者的力量。我不禁感叹,这是怎样的沉默地抗议?一位徐徐老者对峙严阵以待的安保,一个水泥浇筑的十架抗议着咆哮中的挖掘机,一躯乏力肉身对抗着强悍的国家机器。

老者无言,但沉默中的热忱、执着,在告诉我们,这简直就是温州教会广大信众的生命写照。但痛惜的是,这朴素的教堂和十字架,正是温州教会的内里贫瘠的外化展现,是所有温州教会高大建筑和繁多事工下的虚弱隐喻。温州教会到底复兴与否?东西部的地区差异,山区和城市的差异,是外人难以察觉的,被城市教会的华丽炫目外表的欺谎下,温州农村和山区的教会正显露着温州教会整体内里的贫瘠。这从老者的失语、和贫瘠的教会,试图向我们输出一幅幅国家强势话语下的无奈、哀伤、迷惘的景象。

1.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

刘小枫认为,伦理学就是一种生命感受,伦理学分理性的和叙事的,叙事伦理学分人民叙事和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命运,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着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像,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迹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自由的虚实伦理学不提供国家化的道德原则,只提供个人的道德景况,让每一个人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1]。侯活士对近代伦理学的两大理论——义务论和目的论颇不以为然。认为科学的客观性,客观的道德判断,在逻辑上遵循某种基础性的道德原则[2]。刘小枫所提的人民叙事就是侯氏所反对的义务论和目的论。龚立人教授并不支持刘小枫的两则的必然对立的提法,后文详叙,这也是我在文末提及的十字架群体而非个体的抗衡意义。

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研究视域里,基督教中国化的提法应被称为国家叙事/人民叙事,意即国家权力意图为基督教划定一个怎样的生存法则,提出以「政治上认同、社会上适用、文化上融合」的宗教认同理论,以宗教生态和谐的教化、以国家社稷、民族宗教利益福祉为目标导向的伦理想像,那么与国家叙事相对抗的个体叙事是什么呢——基督教信众个体在对抗这个三个认同的要求。

在过去的三年的,浙江地区的基督教堂遭拆十字架、信徒为保护十字架被恐吓、被抓捕、在抗拆中维护教会权益的牧师律师传道人被秘密逮捕、关押、判刑。破坏教产没有得到赔偿、很多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的传道人被取保候审或者继续在家监视居住。浙江基督教群体在拆十之后,几乎噤若寒蝉,近于失语状态。

浙江教堂和十字架为什么被拆?这和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存在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叫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必然要「教堂中国化」,温州、浙江乃至全中国的哥特式建筑是否必然与基督教中国化存在矛盾冲突?教堂屋顶的十字架在法律层面属于宗教违章建筑?政府动用如此大量的经费、人力就是为了矫正这个点滴大的错误?而不惜以全省党群关系、政教关系的恶化为代价?这种以行政命令凌驾法律,无视宗教信仰自由的暴力拆除行为,就只是执政智慧的缺失?这种暴力强制的国家叙事以及我行我素的行为,对于和谐社会是促进还是倒退?尽管这些问题无法在此文中一一交代,但是通过对于这些的问题追溯,对于作为罔顾个体利益的国家叙事的呈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2.十字架下的生命叙事

(1)

王春芳(化名),女,52岁,全职太太,丈夫是温州一编织厂董事长,家境殷实,亲属中有的办厂、有的政府部门工作。她原本在丈夫企业里做财务,由于2013年起女儿去美国读书,她就一半时间在美国陪读,一般在温州,在温时多在教会做义工,非常积极,和她差不多家庭情况在教会积极帮忙的女性有20来人,他们有的参加诗班,有的做教会接待。爆发拆十情况后,她和这些姐妹几乎天天在教堂,白天聚会,晚上守堂。当地街道部门组织的拆迁队来的时候,她们和教会的人一起在教堂门口组成人墙,唱诗歌,阻止对方进入。当地政府透过对她丈夫党员亲属向其威逼,如果他们家以及其他亲属还不停止抗拆,就要为难他们家的和亲戚家的企业,比如查税务、查产品合格、厂房消防安全、企业违章建筑情况等。他们亲属在单位上班的也受到上司的压力,被要求必须去游说王姓夫妇以及信教家属放弃抵抗,否则仕途后果自负。

王姊妹回忆说:面对拆十字架,我们觉得政府完全是乱来的,是不公义的。当时我们夫妻二人,都下定决心,为主摆上的。而且我丈夫企业多年来都是诚实经商,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怕查。但如果我们夫妻参与教会抗拆,而因此牵累亲戚家的企业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亲属,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边是信仰,一边是亲情,我们很难抉择。我不想让亲戚计恨我们,有些不理解我们信仰的亲属,怕坚持下去会对信仰没好印象。当然更多亲属是理解的,但是道理和利益、前途比较起来,他们也无可奈何,在多次抵抗和多次游说威逼下,我们和牧师面谈后,得到首肯。我们退出抗拆。其他不少姊妹家庭也跟着退出去,事后我们夫妻觉得很懊悔。其实我们也只是口头上答应退出,缓解亲属的压力,事实上我们改做后援的工作,比如给在白天教堂聚会用餐的人买菜,奉献金钱,打听政府内部最新消息给牧师。可是在我们坚持了3个月后,十字架还是被拆了。

我问她,如何被拆的?被拆了之后,你们的感受怎样。她这样回答我:记得我们当时坚守到三个月,街道拆迁办发动了大概第十次的半夜强攻,和我们教会的人有的肢体冲突,好几人流血。最后被大型挖掘机器配合云梯,用器割机割掉十字架。当时我们很难受,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没有为祂坚守到底,是我们亏欠主。牧师也被抓去了,一个月时间没有消息,没说放也没说不放,也没给个说法,最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妨碍公务罪等判1年。

我又问她,拆十字架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她回答说:后来,堂里牧师几乎每周一都要去有关部门报到,如果牧师没去,他们就来人查看是否在堂里,电话打了也不算。再后来,今年2016年8月份,开始要求在门口安全监控探头,还要在门口安装五星红旗。堂里也没有什么什么声音。我们家的话。我老公觉得这些风头会更紧,后续还有别的事情要教会配合,教会的抵抗起不了作用的。我们厂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效益,经济大环境也不景气。想把厂转给别人或者亲戚,想做别的生意,或者去移民美国陪女儿,教会里有姐妹做移民咨询的。

(2)

张小泉(化名),男,29岁。 2014年春节刚从菲律宾某神学院毕业回来,和同时毕业的一女同学回温州结婚,在老家教会驻堂,没过多久,妻子怀孕了,之后就发生了拆十字架事件。张传道和教会长辈同工一起商量,以聚会形式来抵抗,一则鼓舞士气,借此机会好好教导信徒,二来如果发生拆除可以迅速组织人员抵抗。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边安排堂会里的崇拜事宜,一边利用网络转发浙江各地拆十字架图文情况,也因为网络宣传问题,他被跨地区逮捕,最后被反遣送当地公安局,以网络散布谣言罪判行政拘留七天(暂缓执行)。在下半年,张传道继续跟进各地拆十情况,被以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一年。最终十字架也被拆下。

我问张传道,你后不后悔来温州来这个堂做传道?你当时坐牢什么感受?他回答说:我不后悔。我读神学,就是想毕业那天回家乡服事的。赶上这个好时机,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主荣耀我。当时坐看守所的时候,一天到头都有人在房间里轮流看守我,晚上不给关灯。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无聊,想家人。特别对不起妻子,她分娩的时候我都没有陪在她身边,我给我儿子取名荣光。因为这是主给我们家的荣耀。

我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回答说,继续在这个堂服事,出远门受到限制,出境也根本不可能,那我就哪里不去、专心牧养教会。他们也不准我接见外媒,事实上境外的声音,党国一点也不忌讳毫无缩手意思,他们的文章报告也没有实际牵制效果。

(3)

刘盈盈(化名),女,35岁,高中老师,在教会做义工,主日学老师。她在教会里启动教会全日制幼儿园、小学等非法办学项目。她觉得十年的教龄,让她看到公立教育的糟糕、意识形态教育把孩子奴化,应试考试把孩子工具化,丧失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她认为需要以基督教的世界观来办学,孩子将来的发展路很多,有实力的就去国外读书,家境普通的就在国内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她认为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比学历、社会地位、生存手段都重要。她推动教会办学距离爆发拆十字架事情已经三年,并且已在公立学校离职,专心做教会学校。

我问她,拆十字架你认识?对你自己以及办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她回答说:发生这种政教冲突在当下一点儿也不奇怪。信仰群体人数增长,社会影响力扩大,社会人士乃至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扩大表示不满。经济不景气、国家高层斗争激烈,又是打虎拍蚊子。只要政教关系收紧,这个冲突是必然。我更认为这个冲突从根本上来讲,是价值观的冲突,是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冲突,基督教的孩子不能再送到公立去教育了,这是耽误上帝的孩子,撒旦的教育,充满了谎言和交换。 (看起来有些情绪激动),我认为基督教信仰要为社会做点什么,需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到来,尤其是宗教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我们孩子的公民意识需要从小抓起。一旦社会开放,教会如果没有准备好,那就不好了。最好的教育,就是基督教教育。这次拆十字架,更是坚固了我坚持要办学的决心,我们教会的牧师和同工们更加支持我的这个想法。我想下一步,送老师去北京、上海等地接受培训,扩大校舍,预备新学年招生。

我问她,你在主日学里都怎么教育孩子关于十字架的事情。她回答说,上周她和10来岁班级的孩子们讲但以理的故事,还把但以理狮子坑的故事和温州当地牧师被抓在牢里的故事串连在一起,,一则让孩子了解本地教会的情况,获悉并效法属灵长辈为教会的坚忍和付出。二来让孩子产生联想,上帝是我们患难中的拯救,但以理和我们的牧师们都会获得自由和平安的。我还给他们讲过约瑟的故事,约瑟迎接家人团聚,我把吴益梓牧师出狱和教会团聚,进行串连想像。十字架事情,我们才是真正的得胜方,我们要给孩子讲英雄苦尽甘来凯旋得胜的信心。

(4)

林阿婆,女,67岁,无业,丧偶,教会义工,祷告组资深同工。她家很早就信主了。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由于是没有知识的农村妇女,历次政治社会运动几乎关涉不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温州十年无宗教试验区,她感受深刻,在隔壁伯伯家偷偷半夜点煤油灯聚会,长辈们憋着气唱赞美诗,她说记忆犹新。后来改革开放了,教会复堂了,她一边务农,一边在教会替病家做祷告守望工作。

我问林阿婆。你怎么看拆十字架的事?她回答说,这是仇敌的工作,起来逼迫教会,是空中掌权的恶者,借着邪恶政权来熬炼教会,夏宝龙(浙江省委书记)就是那海里的怪兽,瞎暴龙(改书记名字)就是启示录里古蛇的使者,要被捆锁,要被丢在无底坑中。他们拆了我们的屋顶的十字架,拆不走我们心中的十字架。只有心中有主,就不怕,撒旦到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哪,年轻人要惊醒祷告啊。我问李阿婆,在抗拆十字架中的时候,怕不怕?她回答说,说不怕是假的。但是我们唱赞美诗歌就击退敌人,好像大卫击败哥利亚的一样,我们感受上帝都在帮助我们。 (他们教堂三面环水,前门被大石头堆挡住,拆除车辆根本无法进入。)

(5)

程大冲,男,46岁,工厂员工,受洗3年,温州一乡镇教会信徒,已婚。有时候加班,周日聚会不稳定,配偶也是工厂员工,老宅因街道规划而拆建补偿,小有积蓄。

我问他,拆十字架,你怎么看?他回答说:拆十字架肯定是不对的,如果十字架违法,早就违法了,教堂都盖成20年了,那岂不违法20年了?执法部门哪里去了?过去20年不拆除现在花大力气拆,岂不说明过去不作为20年?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和家庭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家里配偶热心多起来,和教会里姐妹聚会经常,也带动他晚间多去教会。我问他拆十字架对他们家以后有什么打算带来影响?他说影响不大,前几年没钱,没想孩子的教育问题,现在有了钱,希望孩子去市里读书,所以最近考虑要去市里买学区房,市里的教会也大,牧师水平也高,可能去那里聚会得到也多。

3.十字架的记忆、身份与未来
在上文中,这5位随机的受访人,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在他们各自不同的位置和体会,对于身份建构有怎样的影响?建构一个怎样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与来来是一个怎样的关联样式?

内地圣经学者游斌在其新书中,采用「社会记忆」植入族群学说,对于以色列民族起源、身份建构带来新的视角。他这套以社会记忆为核心概念的的族群学说,是按照中国学者王明珂,他的基本要点是:

(1)一个社会群体总是选择、组织、重述「过去」,以创造一个群体的共同传统,来诠释该群体的本质以及维系群体的凝聚。
(2)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每一种社会群体皆由其对应的集体记忆,借助该群体的形成,记忆常常是选择性的,扭曲的或是错误的。
(3)一个族群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情境中,一些人以共同族源来凝聚彼此,遗忘与现实人群无关的过去(结构性的失忆),强调共同起源记忆,并保持族群的边界[3]。
温州基督教会信众在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宗教族群,这个宗教共同体又由于温州共同的地缘、政经文化处境,这个族群已然存在,笔者要探究的是这个族群共同体是如何做对过去事件的社会记忆,以及这个社会记忆对于族群边界,尤其是与非信众、社会各界、当地权力部门的边界如何划定。当然,在这些叙述者的采访回忆中,都各自进行了选择性回忆,同时温州时空跨度,3年时间,10来个县市,必然有不同的记忆内容。故此,笔者对其各异的叙事内容进行捕捉,试图概览出一个温州普遍的一般意义的「后拆十」时期的生命体念。

结合上述社会记忆的学说,我接着尝试回答一下几个问题:
(1)他们有着哪些共通的记忆? ——这些人,他们都有着关于抗拆十字架的经历和体会,有参加教会提抗、肉身护堂、联合崇拜的经验,在那些各自的表述中,难以的恐惧和压力跃然纸上,他们或多或少有着遭受家人的威胁、产业的威胁,人身自由的威胁。王春芳企业受到威胁,亲属遭受间接压力,张小泉传道被拘留等。
(2)他们都在(被动地)建构着什么样身份? ——受压者的身份、抗拒者的身份、维护者的身份,出逃者的身份。后者尤为明显。他们作为信教个体被卷入了保护教产还是任随政府处置的抉择中,但不论怎样的抉择都是权力的受压者,他们所在的堂会都不约而同地起来抵抗,抗拒着公权力对宗教的肆意凌辱,他们几乎都在否定着政府执法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也在试图维护仅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可惜的是,他们几乎集体扮演了出逃者角色,比如,王春芳想出国离开这里。刘盈盈想办教会学校试图与公立教育划开界线,林阿婆继续进入并且进一步固化她的基要信仰,在现实和传统教会语境中走远。程大冲想要通过买城里房子离开哪里。这里面有正面负面和积极消极之别,但是都说明了这些变动的内在关联要素离不开十字架事件。
(3)基督教群体与社会、国家等的界线如何?他们受压者和出逃者的身份等,为自己和非信徒、政权、世界之间会画上更深还是更浅的分界线?王春芳夫妻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宗教自由情况感受失望,意图移民制造身份区隔。张小泉虽视牢狱之灾为上帝之福,但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心灵烙痕深深刻画他的生命轨迹之中,将信教的和执政党的关系放在对立的姿态里,而林阿婆在政教关系中走得更远,是天国和恶者的末世征战。刘盈盈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对比,撒旦教育和天国教育的冲突。最不济的程大冲也认为政府拆十字架是不对的。也许在这些人的价值判断里有着固有神学认知上的缺陷,我们不做过多评议,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更深的分界线在信教群众和社会、教育、国家等方面领域分割剥离开来。
(4)这些愤怒和出走者所积累的是一个怎样的未来中国?在这些抗议过程中,他们的诉求没有实现,反倒以暴力遭受破坏。并且在抗争后期,教会损失没有得到赔偿、身体受伤的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积压的愤怒没有得到宣泄。这个社会政权为自己积蓄民间的愤怒。也许是他们感到无望,选择出走、变动。固然这些变动都有这些诸多社会因素的联动作用。但十字架事件在他们这集人身上至少起到了催化作用,催动了这些欲念的提早发生。中产的出走,和草根的愤怒,在中国当下的处境异常突出。不敢说中国的未来是中空的局面,如果没有对社会不同群体(宗教的/非宗教的)的激愤没有得到有效舒缓和宽解,反倒更加堆积阻塞。那个崩盘的未来一定比执政党的预感来得更隐蔽、迅速和彻底。

结语:十字架社群的叙事逆转

综合以上几点,拆十字架行为透过a.痛苦的受压者的回忆,b.无奈的出走的欲念,c.信教群体的边界明然化,d.积蓄的社会愤怒等方面,呈现出国家叙事与个体叙事张力的深化。
十字架下的绝非个体,而是群体,一群被召的人,诚如龚立人教授对刘小枫人叙事伦理和个体叙事伦理的指摘一针见血:是否个体伦理必然独立于社群理论呢?社群伦理必然具有压迫性呢?认为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宏大叙事中的经验,但是同时也指出了其两套伦理论述的对立存有异议,最后指出,刘小枫所反对的不是社群理论,而是反对社群伦理背后所代表的普世规则[4]。龚立人教授提出基督教伦理的叙事性,就是为了确保对权力保持批判性,批判一种以意识形态出现的基督教伦理。

因此,这个具有批判性的十字架的叙事本身,应该带有想像的,不停留在痛苦过去的个体控诉,也是想像着一个未来。这个想像的事实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在温州处境中,势必有这样几个方向的呈现:

(1)认识到冲突代价是大的,需要转变策略,采用更长久持续的拉锯战。教会要做长期准备,信徒的坚忍,在一个胡温政权之后高度收紧的宗教政策的形势下。教会要灵巧像蛇。
(2)堂会要求独立,更多自主权、架空三自对堂会的指导权,强化堂会之间的联络。教会的内部也是持续。软弱妥协的被有关部门的威胁的,显示出理解,输出更多友善和谅解。同工关系得到强化。
(3)教会自办学校强身份认同,抵制国家意识形态得到增强。是次冲突,可以推动国人对政权、执政党的进一步的认知。尽管会出现对中国教育、对中国的社会未来,缺乏信心,反洗脑、反奴化的教会办学、或送孩子出国读书的愿望强化。
(4)公民意识、公民权力在教会中升腾,教会青年人对于社会公义事情较比之前增多。对于西方的依赖减化,西方媒体舆论的压力,并没有促进中国对于宗教自由的开放开明。也不怎么愿意「搬西方的砖来压东方的锅」。
(5)新生代的信仰考验。内在生命的形塑的认识度增强。青年人认为这是主给新时代的新以色列人的考验和祝福。接受主对上一代的试炼,新时代的人需要新考验。
(6)而以上对于中国社会现实、教育实况、堂会的治理策略,新生代的觉醒,都不应由让世界社会给教会订立目标。因为在侯活士看来,正是教会作为政治性的群体,内里的政治范式,一群德性伦理建构下的教会群体而非世界公民身份来为教会和世界立界线,定规矩[5]。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第六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p7.
[2]郑顺佳《天理人情》(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p214.
[3]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p27-28. 转引至游斌:《圣书与圣民: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与族群构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p32.
[4]龚立人:《是与非以外——基督教的伦理想像》(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p18.
[5]侯活士:《和平的国度》(香港:基道出版社,2010),纪荣智译,p61。

来源: 微信专页灵风茶社

2017年10月21日星期六

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 作者:章启攀

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

前言:

温州——地处浙南沿海,西、南、北三面环山,东面临海。这里山清水秀,气候宜人,雨水充沛,物产丰富,素称:“鱼米之乡”。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开放的现代化港口城市之一。温州人散居与世界各地,善于经商,闻名于世,素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2。从此,温州教会在世界教会的舞台上有了不小的知名度。然而,温州教会真正的情况却不为人所共知。自从第一位基督新教内地会英藉传教士曹雅直牧师,1867年农历七月月抵达温州至今,基督教在温州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了3。基督教在温州的发展与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4

回顾温州教会过去走过的历史,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面对温州教会今天属灵的现况,有许多美好的属灵传统需要继承。因为,关注传统可以让我们研究历史和讨论现状时有迹可循,并从中寻思神作为的轨迹。

目前,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温州教会也面临着教会转型的挑战与契机。在教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是必然要面对的:第一、如何对待“传统”;第二、如何对待“革新”(创新)。对于置身传统中的我们来说,传统无论是发挥着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而其中继承与摒弃、规范或新创等两难处境,也一定是在我们的体认当中。

一、 什么是属灵传统?

提后二:1-2 “1 我儿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2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谈起“传统”,常令人联想到撇之不掉的包袱,和无可奈何的规矩。但事实上,“传统”有好的与不好的两种。好的“传统”是前人(或以前的世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所以,“传统”不该是消极的,而应是积极的;不该是否定的,而应是肯定的;不该是破坏性的,而应是建造性的。那么,什么是“传统”呢? 

首先:从字义来看: “传”即——传承:“传承有传递、承接之意。指的不是在空间上由一处传至另一处,而是在时间上由上代传至下一代。”

“统”即——统合:“指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即有其相关联的理念、精神及其所显的制度、礼仪、风俗等现象,而非单一物体。”

现代汉语词典对传统的定义“传统”:“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精神、制度、风俗、艺术等。”5亦即:保留在现代人记忆、话语和行动当中,对现在仍然起作用的那一部分过去。 

所以对于“传统”,我们可以理解为以前世代的人,将其思想、理念,借由典籍和礼仪、习俗等主要载体,传至后代的一种东西。

什么是“属灵传统”呢?所谓“属灵的传统”就是指:“教会历史中前人的属灵经历与生活,所流传下来的属灵文化、思想、制度、习俗、榜样、礼仪等。”

《士师记》2章7节,10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事奉耶和华。……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钟马田博士在《清教徒的脚踪》一书中曾经指着这一处圣经说:“当一个世代失去了对于真神的认识的时候,对于上帝在历史中所行大事的知识也会同时失去。”

教会美好的属灵传统,是神给今时代宝贵的属灵财富。中国教会的老一辈牧者,留下了非常好的属灵榜样。所以,我们活着这时代的人,应当要总结与传承上一代的美好属灵的传统,以影响下一个世代6。否则将是教会的一大损失。所以,如何将教会属灵的传统传承下去是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神圣的使命与责任。来13:7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6传统传承的途径,一是记载下来的文本,二是活的生命相交。后者相对前者是信仰传承更为直接的方式。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与这些承载传统的文字相遇,更与作为这些传统见证人的生命相遇,在这些生命的相交中,上帝模塑了并且模铸着我们的生命。

二、 温州教会的历史背景

说到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就不能不提温州教会的历史背景。温州教会今天许多的属灵传统,都是在温州教会大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所以,追溯温州教会历史的过程是不可或缺的。关于温州教会的历史背景笔者以温州教会历史的不同时期为线索,先介绍每一时期的教会情况,再介绍和分析不同时期温州教会的特色。

(一)、教会初创时期(1867——1907)

最早进入温州传道的是内地会7英藉传教士曹雅直牧师。他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七月,从宁波乘船来温州8,并于1877年建成温州最早的教堂——花园巷堂。9继内地会之后,英国偕我会10传教士李华庆牧师于1878年抵温。李于1881年病逝之后,英藉传教士苏慧廉牧师于1882年年底来温,苏慧廉在温州传教二十五年,对温州的宗教、文化、医疗,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工作果效显著,苏慧廉与1907你离温,调任山西大学西学校长。11内地会和偕我会成为温州教会主要的教派,后期温州其它教派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两个教派延伸出来的。

该时期的温州教会主要由国外的信心差会12所主导,由西方宣教士们所领导,教会基本上是秉承内地会与卫理公会的属灵传统与治理模式。

(二)、教会自立时期(1907——1958) 7

从清末直到解放初期,温州与全中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温州教会在这一长时期中经历了许多变迁。这时期是温州教会自立与本色化运动最活跃的时期。温州教会温州内地会中许多爱国信徒分别于1910年、1912年建立“平阳耶稣教自立会”和“温州耶稣教自立会”13。1919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温州建立浙南区会14。1925年,温州圣道公会爱国牧师尤树勋15,因“五卅惨案”,在温州发起教会自立,成立“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16

1929年,基督徒聚会处在温州平阳建立教会。17因“五卅”惨案的影响,温州内地会和循道公会西方传教士于1927年离温,造成教务空虚,两会先后改称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和“中华基督教自治圣道公会”。1942年,循道公会、内地会、耶稣教自立会、基督教自立会联合组成“温州市基督教联合会”。“解放”初期,安息日会、聚会处亦参加这个组织18。

抗日战争时期,温州教会未大受挫折,教会事务处于稳定发展状态。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解放后,温州教会经历许多运动,其中有“三自”革新运动,1951年1月11—13日,在沧河巷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总会堂召开首届温州基督教代表会议,成立“温州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宣布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方针。19最终于1958温州教会进行大联合,先行将六个教派集中在总堂活动,继将六个总堂合并,集中在城西堂活动20。并于七月第一周开始联合礼拜,即信徒不分宗派,就近到教堂参加礼拜。21 

这时期的温州教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本色化”。教会事工主要由温州本地牧者领导,教会一方面秉承西方差会的属灵传统;一方面又有许多的更新,其中主要有奋兴布道与地方教会的属灵传统。

(三)教会无宗派(或后宗派)时期(1959——1980)

1958年7月温州教会大联合之后,许多教堂关门或转为生产之用。1959年5月,温州被称为“无基督教城市”(无宗教区)。

1960年,温州地区的教会转入家庭聚会,温州各地出现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市区五马街大厅开始建立市区第一个有完整结构的教会(海外人士有称为“家庭教会”),紧接着东门“蒙恩”家里、南门山后教堂后洗礼池、西门乐清嫂家里、朔门百里坊、三牌坊、码道边等处相继建立教会。22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发起中国当代历史上注明的“文化大革命”。23

9月16日,温州红卫兵关闭城西堂,教牧人员受批斗,整个教会活动完全停顿。“温州教会遭遇史无前例的逼迫。24教堂被封闭占用,《圣经》、诗歌和宗教书刊均被作为迷信品烧毁,出现三无(无《圣经》、无圣职、无教堂)教会。”

有形的教会关闭之后,无形的教会却因信徒的敬虔而凝结起来。从文革之初开始,温州教会从未停止聚会。基督徒在家庭中、在山上举行礼拜,

以祷告会开始,教会建立,并快速的发展25。当时的温州教会在实质上抛弃了原有宗派的观念。在圣餐、圣洗上都进行了实质的联合。从1970年开始,温州全地区组织起温州区会,26

1970-1980年这十年间,温州整个地区教会经历空前的大复兴27。缪志彤弟兄在他的《温州地区教会史》里说:“这十年是温州教会史中光辉的一页,是温州教会的黄金时间”28

这时期的温州教会,最主要的经历是“苦难”与“复兴”,这时期是温州教会的炼净期、修剪期;同时也经历了温州教会史无前例的大复兴。在这个时期,宗派传统自是再难突显生气,但一些富中国特色的传统,如:强调为主受苦、由义工带领聚会、注重个人灵修、看重行为见证等等,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建立或坚固起来。

(四)教会复兴时期(1980年至今)

文革时期温州教会的聚会是一直在进行的,只是不放在公开的教堂里罢了。在文革接近尾声的时候,教会事工确实有如一台立刻便会启动的机器一样,已完全处于预热状态。291979年12月10—14日,市委统战部宣布开放文革期间关闭的教堂,恢复公开活动。30 1980年之后,教会得以恢复,教牧得以平反,信徒重新回到教堂聚会,温州教会引来新的复兴契机。温州教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可以说是最好也是最快的。温州地区教会主要有两条线在同时发展,即有参加“三自爱国委员会”的官方教会与没有参

加“三自”的家庭教会。在这三十年中,温州地区教会在布道、植堂、牧养、神学、圣诗31、培训与差传等工作上得到长足的发展。32

这时期的温州教会,基本上没有宗派色彩,秉承上一时期教会的属灵传统,注重祷告、高举圣经真理、为主受苦、依靠圣灵、广传福音、建立教会等等。

三、 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特色

温州教会历经了140多年的教会历史,经过了不同时期的成长与考验。33到了今天,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有了他自己固有的传统与特色。包括教会对真理的认识、群体的治理、生命的经验、生活的实践等等。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的来论述温州教会属灵传统的特色。

(一)、注重祷告

对祷告的注重,可以说是温州教会最有特色的属灵传统之一。温州教会的祷告传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小组祷告会:提起温州教会的祷告会,我们需要坐时光机器回到苦难的六十年代。当年,随着大跃进的推进,教牧人员开始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学习,教堂被合并、关门。1959年在官方的报导中,温州被称为“无基督教城市”。温州教会在经历外在信仰极大逼迫的环境下,能够不断的发展,其最主要的内因是教会的“祷告会”。新的教会在祷告会中不断的建立起来34,当年组织这类祷告会大致有如此考虑:一是没有教牧人员,无人讲道,只好祷告;二是面对苦难环境,前途未卜,故只能以祷告心态仰望上帝……35

清泉弟兄在他的一篇题为《回首以往的温州教会特色小组——祷告会》一文中论到:“在1960年代教堂被关门,信徒不能自由的聚会,于是在温州各地就有了以祷告为主要内容的聚会——小组祷告会。这样的聚会后来渐渐的就发展成为一间教会。”也可以说,今天温州一些大的堂会,有百分之八十基本上都是由祷告会开始的。

在今天的温州教会,仍然保持这一个传统,时间一般在教会的周间,都会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祷告如:晨更祷告36、午正祷告、周五记念祷告37、还有二十四小时守望祷告38等等。但是遗憾地是,今天的祷告会许多时候,成为了一种仪式。祷告会的人数也越来越少,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更是不愿意参加祷告会。

2、个人祷告: 不单教会注重祷告,温州教会老一辈牧者、信徒在个人祷告方面也有美好的见证。受华人教会“奋兴布道运动”39与“敬虔主义”40的影响,温州教会的牧者非常注重个人与神的关系41。影响温州教会祷告最深的主要有两个渠道:第一是书籍,其中的著作有:盖恩夫人的《简易祷告法》、《馨香的末药》、劳伦斯的《于神同在》、有宾路易师母的《隐藏的泉源》、邦兹著,藤近辉牧师翻译的《祈祷出来的能力》与崔子实著的《我是哈利路亚大婶》等等。第二是生命的影响,其中有贾玉明以及上海的一些老仆人(人称:郑伯伯、张伯伯等),还有宋尙节博士的学生、倪柝声等等的影响。

3、祷告山:温州教会的“祷告山”聚会,最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当时教会外面的压力很大,不能公开礼拜祷告,为了自由的祷告聚会,教会的大型聚会主要就转到郊区,和一些偏僻的山上。据一些教会的老信徒回忆说:“当年的聚会都不是公开的,聚会的地点都设在郊区的山上,走路要花三四个小时,有一些从远处来的要走一天才能到,但弟兄姊妹内心非常渴慕聚会,从来没有缺席聚会。为了安全起见,晚上天黑的时候才上山,早晨天亮前下山,每一次聚会信徒都有许多得着,圣灵大大的充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教堂重新开放,教会恢复礼拜,教会的聚会相对来说也就自由多了。这时期的教会在祷告方面有很大的突破,温州地区各地的教会42(特别是家庭教会)纷纷成立祷告山。1989年6月5日,温州市朔门教会正式将“东风山”定为本教会的“祷告山”,并开始第一次聚会,至今仍在继续。当天聚会人数达二百人。第二年开始在山上举行施洗。90年代开始,永嘉、瑞安、乐清、洞头等地的祷告山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发展43建立起来。这时期祷告山的规模与聚会的人数都是十分惊人的,神迹奇事很多,教会人数大大复兴。祷告山聚会的时间一般是一个晚上,聚会内容有:信徒见证、同工讲道、通宵祷告等。

4、温州教会有关祷告的一些特有名词:温州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留下了温州特有的一些与祷告有关名词,以下笔者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如:“只要求,不要愁”、“多祷告多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44;教会中还出现一些专门祷告的人,称他们为:“祷告婆”、“祷告妈”、“祷告姨”45、“祷告阿公”等等。

(二)、高举圣经

对圣经真理的高举与对圣经完全的相信,是温州教会美好的属灵传统。温州教会“唯独圣经”的态度,也是中国教会老一辈牧者一直所持守的立场。这一传统,源于十九世纪宣教士对圣经的态度与立场。当时来温州建立教会的宣教士,所持的神学背景主要是基要主义。他们对圣经的注重与高举也是人人皆知的。

温州教会注重圣经的传统,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笔者在此以温州地区某教会的,信仰立场告白中对圣经的描述,做一些归纳与分析:

温州教会信仰告白如下:

论圣经46

1、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包括《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共66卷 提后3:16/17 。
2、我们相信圣经是绝无谬误的,不可增减,且具有无上的权威,这权威并非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教会的见证,而是由于圣经本身是神的话 申12:32;箴30:5/6;启22:18 。 
3、我们相信圣经是信仰与生活的唯一准则,是检验信徒一切属灵经历的标准,也是检验教会真理的唯一标准 提前3:15 。

1、 对圣经的态度:温州教会,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绝对无误的,圣经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唯一绝对的准则。温州教会对圣经的态度是秉承福音派的立场。在解经方面,温州教会十分强调,圣经字面的意义47,注重字义解经与灵义解经。48二十世纪中期,以吴耀宗为代表
的新派神学对温州教会没有多大的影响。

2、 手抄本圣经的流传:温州教会在文革时期,与中国各地教会一样,圣经与属灵书籍全部被烧毁,圣经变得十分稀缺49。据温州一位经历文革时期的老同工说:“温州某区,在当时一共只有两本半的圣经(为什么只有半本圣经呢?原来在红卫兵抄家搜查圣经的时候,这位同工正在烧火,为了不被查出这位同工将他唯一圣经藏在烧火的灰里,当红卫兵走了之后赶紧取出圣经,但只留下了半本。)在当时信徒根本没有圣经可读。有一些渴慕神话语的同工,为了读圣经就只有借阅圣经,可是借的圣经有一天还要还,所以就只有先把圣经用手先抄下来,之后慢慢读了。”50在这时期,温州教会出现大量的手抄本圣经。有许多手抄的圣经至今仍然保存。不单抄圣经,背颂圣经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有不少同工甚至将新约圣经全部背下来。可见,当时前辈们对温州教会在解经方面,受时代论的影响较大,还有贾玉明的灵义解经影响也很深。在家庭教会传统中,有许多以生命保存圣经的故事,有一个山西的弟兄说,他父母被逮捕时,吩咐几个年幼的孩子,“你们的生命丢了没有关系,一定要保护好这一本圣经。”

圣经的爱惜。至今,温州教会的同工对圣经的爱惜与注重也是超前的,学道班、主日学,从小强调读、背圣经。许多小孩子小学毕业就把整本圣经读过几次。

3、 对查经班的重视:从文革以来,温州教会除了对《和合本》圣经的专注,对查考圣经也是特别的重视。温州教会有每周查经的习惯,针对教会中不同的群体有,老年查经班、中年查经班、青年查经班的出现。

(三)、培灵奋兴会
中国教会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神兴起许多的奋兴布道家,如宋尙节、计志文等51,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大复兴。温州教会也受到培灵奋兴运动很大的影响。在1937年的8月25日,宋尚节博士来温布道;当天下午开始聚会,地点在城西教堂,人数达2000多人;聚会前后共为1583人祷告,大多数病得痊愈。52

这一次聚会给当时参加聚会的人留下深刻的记忆。但温州教会培灵奋兴会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是在解放以后,温州教会培灵奋兴会的传统还是有一些它独有的特色的。以下笔者从三个方面来介绍温州教会培灵奋兴会的情况:

1、 培灵奋兴会的崛起:培灵奋兴会,在温州教会叫开“培灵会”。培灵会的开始可以说是神亲自兴起的工作,时间在1970年前后,温州教会兴起了开培灵奋兴会的热潮53,当时神在温州教会兴起了一大批青年的同工,被圣灵充满,满有能力,也有神迹奇事伴随。据林乃姆弟兄
回忆:“在温州市区有几位青年弟兄,看了圣经说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当时还没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于是在一起追求圣灵充满,可是很纳闷,怎么一直没有圣灵的充满呢?后来看圣经使徒行传发现,使徒们祷告等候十天才赐下圣灵,于是继续祷告,果然到第十天的的时候,

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有许多人说方言。”54从那之后,这几位弟兄到处开培灵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圣灵的火,在温州地区各地燃烧。1980年,温州教会环境大释放的时候各县开大型的培灵会,在温州市区南门教会一次培灵会,曾经搭大帐篷,几千人主面前被复兴55。荣耀归给神!

2、 培灵奋兴会的型式:说到培灵奋兴会的型式,温州教会的培灵会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温州教会发兴起了开培灵奋兴会的热潮53,当时神在温州教会兴起了一大批青年的同工,被圣灵充满,满有能力,也有神迹奇事伴随。据林乃姆弟兄回忆:“在温州市区有几位青年弟兄,看了圣经说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当时还没有圣灵充满的经历),于是在一起追求圣灵充满,可是很纳闷,怎么一直没有圣灵的充满呢?后来看圣经使徒行传发现,使徒们祷告等候十天才赐下圣灵,于是继续祷告,果然到第十天的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充满他们,有许多人说方言。”54从那之后,这几位弟兄到处开培灵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圣灵的火,在温州地区各地燃烧。1980年,温州教会环境大释放的时候各县开大型的培灵会,在温州市区南门教会一次培灵会,曾经搭大帐篷,几千人主面前被复兴55。荣耀归给神!

2、 培灵奋兴会的型式:说到培灵奋兴会的型式,温州教会的培灵会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温州教会发展的初期,那时侯教会并没有健全的组织与牧养系统,信徒灵命的牧养主要靠开培灵会来维持。教会每年都有多次的培灵会,每次聚会信徒自己带上食物,与被子,每次聚会的时间一般是三天三夜。奋兴会的信息内容基本上都是:认罪悔改、耶稣与十字架的救恩、信心、圣灵的充满、主的再来、天堂盼望等。培灵会的程序基本上是第一天讲认罪悔改,第二天讲耶稣的十字架,第三天讲主的再来或天堂盼望,最后都是追求圣灵的充满。

3、 培灵奋兴会的果效:培灵奋兴会,给温州教会带来的果效是十分明显的。从信徒生命的角度来看,信徒的生命被改变、灵命被复兴了。经过培灵会之后,信徒心灵火热,勇敢传福音,生活有美好的见证;从福音布道的角度看,因圣灵的工作许多人悔改得救,因有许多神迹奇事发生,不少人开始相信耶稣;从教会同工的角度看,许多信徒在培灵会中被圣灵充满,奉献自己为主工作,今天温州教会中大部分被主使用的老一辈同工都是在培灵会中被主兴起的。培灵奋兴会带给温州教会的祝福与果效是我们无法估计的。

培灵会在今天的温州教会中,依然是教会主要的聚会形式。教会在每年的年度计划中都会安排不同群体的培灵会如:同工培灵会、信徒培灵会、青年培灵会、主日学培灵会、女众培灵会等等。

结语:

纵观基督新教的历史,最典型的是宗教改革的传统和此后清教徒的传统、18世纪大奋兴运动以及19世纪以来的宣教运动的传统。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是不能脱离整个基督教大的属灵传统而完全独立的存有的。它是在中国教会、西方教会乃至使徒教会即整本圣经的大传统之下的。

回顾温州教会走过的道路,让我们看到神是历史的主宰。历史将要过去,但温州教会上一代牧者与信徒所留给我们优良的属灵传统,是神给我们这一代宝贵的属灵财富。

面对温州教会今日的现状,教会内在结构的转型与教会外在国际化的挑战。我们该如何看待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对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有正确的认知与理解,肯定教会属灵传统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寻思神在传统中作为的轨迹,以致能够察验何为神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其次,我们必须传承温州教会所有合乎圣经、优良的属灵传统并与现实教会的情况相结合,使它活化在教会的现况之中,并给教会带来实际的祝福;再次,我们还要将温州教会的属灵传统,用不同的载体(或型式)(包括:文字、影像、礼仪与生命见证)保留下来,在未来的世代继续发挥它的功能,为温州教会未来的复兴推波助澜,迎接基督第二次荣耀的降临!

注释:
1温州人善于经商,有“东方的犹太人”之称,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据说在国外约有60万的温州人,在中国各地约有140万的温州人。
2 世界各地许多华人教会的牧者来温州教会服事的时候都说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其实温州教会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自称。我自己作为温州教会的牧者,面对这一美称也深感不配。
3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温州地区信徒约有100万左右。 
4 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道声出版社,2001年七月出版,页487。
5 现代汉语词典

8 内地会于1865年由英国宣教士戴德生创立,总部设在伦敦。 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出版社,1998年,页52。 
9同上,53。
10 即卫斯理宗,1911年改为圣道公会,1934年又与同宗教会合并,改名循道公会。 
11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出版社,1998年,页58-60。
12 参梁家麟著:《华人教会属灵传统》讲义,信心差会解释。
13、当年,全国“消灭宗教——基督教”在温州平阳试点。同年温州市唯一尚开着门的“城西教堂”出租给瓯江电影院。
14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99;缪志彤著:《温州地区教会史》,页57-58。 同上,65-66。 
15支华欣编著:《教会自立的先驱尤树勋》,《温州文史资料》第九集,页212。
16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97。 
17缪志彤著:《温州地区教会史》,63。;网络http://www.wendangwang.com/地方教会
18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100。
19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出版社,1998年,页174。;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97。
20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101。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页181。
21莫法有《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页181。
22、23 林乃姆著:《林乃姆回忆录》未出版。 参考网络。 
24缪志彤著:《温州地区教会史》,118-119。
25、26缪志彤著:《温州地区教会史》,页120-122。 同上,页127温州市及五县各教会同工经交通决定组建温州地区教会,开始市区和五县教会定期会议,各县推选中、青年代表参加会议,并担任教会建造重要工作。
27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127。
28 同上书,页131。 
29 参朱建忠弟兄的一篇文章。 
30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102。
31、32陈丰盛:《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1期,(温州基督教圣诗发展历程)(一)。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页47。
33 参本文第二部分内容。 
34林乃姆著:《乃姆回忆录》记:1960年温州市区五马街大厅开始建立市区第一个有完整结构的教会(海外人士有称为“家庭教会”),紧接着东门“蒙恩”家里、南门山后教堂后洗礼池、西门乐清嫂家里、朔门百里坊、三牌坊、码道边等处相继建立教会。
35 温州《麦种》第九期,刊登的文章。 
36 温州教会过去的晨更祷告一般是在凌晨的4点开始的。至今天,在文革时期相信主的老长辈,还有许多人保持这一种晨更祷告。
37 温州教会有周五记念祷告的习惯,祷告的内容主要是记念耶稣的受难。 38 温州市有许多二十四小时守望的祷告网,其中西门教会的守望祷告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直至今没有停止。 39 梁家麟著:《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 40 17世纪由德国路德宗所产生出来的,是对路德宗神学的一种修正,注重对虔诚的生活,反对知识。“敬虔主义”,把行为改称为生命,所以又称“生命会”。
41 黄牧师(温州教会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牧者),在强调祷告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若不注重祷告,必注定失败。”
42、43 特别是家庭教会是一个发展最快的时候,“三自”教会因为等记,反而受很大的限制。 据笔者所知,在90年代永嘉县就有13处祷告山。
44、45 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祷告诗歌的内容。 在祷告上注重的一般多是姊妹。在温州市区西门教会有著名的,“乐清婶”永嘉桥头有,“爱拉姨”。
46《温州教会信仰告白》论圣经,页6。
47、48缪志彤著:《温州地区教会史》,页7。 
49、50 《乃姆回忆录》,未出版。
51、52 参梁家麟博士著的《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 利未著:《灵历集光》,页247。
53、54缪志彤著:《温州地区教会史》,页121-122。 林乃姆著《乃姆回忆录》,未出版。 55 、天上书,137。

参考书目:
1、 支华欣编著。《温州基督教》。中国:浙江基督教两会出版,2001。
2、 莫法有著。《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1998。
3、 利未著。《灵历集光》。出版社不详。
4、 林乃姆著。《乃姆回忆录》。未出版。
5、 汤清著。《中国基督教百年史》。台湾:道声出版社,2001。
6、 陈丰盛。《金陵神学志》2009年第1期。
7、 《温州教会信仰告白》。
8、 温州。《麦种》第九期。
9、 梁家麟著。《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
10、 缪志彤著。《温州地区教会史》。中国:温州出版,2009。

声明:由于原著出处的格式不够完整,以上内容部分注释仍不够完整。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

温州西山教会声明

除去罪恶旧酵 成为圣洁新团

前言

温州各地教会的同工同道、弟兄姐妹,近几年来都听到温州鹿城(家庭)教会非常混乱,原因是由(负责人)胡方杰贪污教会奉献款项、霸占教会财产等种种罪恶引起的。因为“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加5:9)

但更令人担忧与不解的是鹿城区家庭教会的一些负责同工还自义自夸,不仅包庇罪恶,不把恶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反而不择手段、恶毒残暴地打击迫害那些勇敢正直起来揭露胡方杰犯罪事实的弟兄姐妹。

神也曾籍着他的仆人以圣经的话劝勉过他们,“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林前5:6)教会是圣洁的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或作”阴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林前5:8);

其实胡方杰犯罪由来已久,为了让温州各地教会同工同道、弟兄姐妹了解鹿城教会,更好地为鹿城(家庭)教会祷告,使鹿城(家庭)教会能除去罪恶旧酵成为圣洁新团。不会因胡方杰等个别人使整个温州(家庭)教会在国内外的声誉和工作受到影响。我们因各地教会同工的提议,把胡方杰贪污奉献款、霸占教产的部分相关事实公布如下:

(一)邬牧师奉献 胡方杰贪污

1989年,台湾邬文华牧师来大陆传道,经同工推荐,认识了温州柯摩西弟兄和胡方杰,(化名胡恩平)胡方杰向邬牧师介绍祷告山刚刚创办的情景,然后带邬牧师上山,参观了好几处房子,谈话后,邬牧师决定把三千美金点好经柯摩西弟兄之手交给胡方杰,在场的还有圣宽弟兄,余下七千美金折成人民币存在银行授权柯摩西弟兄:今后教会若需要用可以完全支取。邬牧师返台后,胡方杰急不可待地把七千美金全数拿走。四、五年后祷告山复兴了。城郊洪弟兄去上海做圣工,经张弟兄(王明道弟兄的助手)引见邬牧师,在交通中邬牧师关怀地问起温州祷告山聚会近况怎样?胡方杰你认识吗?祷告山购房装修如何?又谈及美金一万元(合人民币十万元)奉献给温州朔门教会作祷告山装修房子聚会之用等等,洪弟兄说,胡恩平我认识,祷告山装修不大清楚,邬牧师就委托他关怀一下。

洪弟兄回温州后,就和胡方杰谈起上海遇见邬牧师,他说有十万元人民币给你购房修理茅耕山聚会的房子,现在怎么样?胡方杰避谈经济问题,只含糊地说些别的。洪弟兄说邬牧师这样关心教会,下次若来大陆,我们要接待他。胡说:“不可接待!”洪弟兄说:“为什么呢?”胡说:“他是台湾来的,政府很注意,谁接待谁负责!”(其实为了拿到美金接待的是他,现在为了不暴露他贪污美金的事,说不可接待的又是他。)当时洪弟兄不知胡方杰贪污内幕,听听也觉得有点道理,所以此事也搁了下来,一搁就是十几年。

(二)陈弟兄退款 胡方杰私分

1996年,西门教会肇新弟兄办起验钞厂,蒙神赐福,生意红火,胡方杰籍着介绍湖北一个和尚工作,(这和尚为利跟着胡方杰假装信主,胡方杰他们给他取名叫“恩召”,贪吃懒做,性情暴躁,淫乱污秽)结识了肇新弟兄,取得他信任后,立即安排他自己和他儿子及朔门陈弟兄等四位同工进厂上班。那时有敬虔神仆祷告蒙主指示“狐狸钻进葡萄园,肇新的厂不出三年会败落。”后来果然应验,厂房失火,门卫被打,陈弟兄身患严重肝病,另外二位弟兄开车发生重大车祸,因神怜悯,才保住生命。

1997年,朔门教会陈弟兄说要购买房子作聚会点,肇新弟兄出于对神的感恩奉献十万元交给陈弟兄,岂知陈弟兄存心不正,隐瞒了此事,又以教会的名义要信徒捐款借钱买房装修,直到聚会了好几年了也不提起。

神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物当归给神。2000年陈弟兄患了肝癌,经祷告,神明显提醒他:“挪用公款,被神击打!”陈弟兄为了求神医治,也想悔改保身活命,但他不是把钱明中交给教会弟兄姐妹,而是暗地里召了胡方杰、姜爱芬姐妹,退出十万元奉献款的钱,交给胡方杰,姜**姐妹。不料胡方杰、姜爱芬,一男一女又对教会弟兄姐妹隐瞒此事,私自瓜分了。陈弟兄十几天后,大量吐血、拉血,悲惨离世。弟兄姐妹奉献的专用款项,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

2001年底,已定居加拿大的肇新弟兄回温州探亲,要买掉验钞机厂房,遭到胡方杰百般阻拦,肇新弟兄百思不得其解。胡方杰并且吩咐购房的弟兄要他扣下三十万元,购房的弟兄心感不安,向肇新弟兄透露。肇新弟兄体会到圣经上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当初肇新弟兄对胡方杰相当信任支持,真实关怀备至,自胡方杰进厂以来,不做事每月发给他工资600元,还顾念到他的养老保险,并把几十万元奉献款交给他,由他随意支配使用。胡方杰并不感恩,也不他钱用在基督的身体上,却分门结党,为自己编织巨大的罪恶黑网,害人害己。

(三)神仆责罪人 教会起争议

  2002年8月,温州城郊、朔门教会有几位有真理立场的工人,认识到胡方杰罪恶的危害性,并且这种罪恶正在蔓延。于是,分别在城郊、朔门教会议会上,当面责备胡方杰贪污美金、奉献款。书面揭露胡方杰的犯罪事实。并要求市议会对胡方杰实行惩戒,停工、停餐,要他退出奉献款归还给教会。但奇怪的是一些平时也查经、讲道,自称真理比较明白的人,却总是为他百般抵赖、无耻诡辩。于是引起了教会里对胡方杰贪污的事揭露和反揭露的大争辩,波及许多传道人和平信徒。

其中特别突出人物是城郊教会方XX、林XX弟兄。胡方杰经济案暴光后,林XX就对人说:“方杰这件事不要讲无,有也要包容。”接着方XX、林XX等三位弟兄到冯弟兄家调查。………


温州西山教会严正声明

近段时间许多同工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叫“时代信息”的光盘,题目为:“除去罪恶旧酵 成为圣洁新团。”光盘揭露胡方杰贪污美金、教会奉献款、霸占教产等等的罪恶。了解内情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致认为光盘上内容十分属实、证据非常充分。不过还只仅仅揭露的是胡方杰一伙所犯罪恶的小小一部分,如有的同工弟兄姐妹说的,那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现在市里绝大多数同工都知道胡方杰再胡闹下去,对教会、对曾包容过他的同工都损害很大,也知道胡方杰唯一的出路是退出所霸占的教产和贪污的美金、教会奉献款,彻底认罪悔改。与胡方杰比较接近的同工,也已经多次奉劝胡方杰一伙先安静下来,在神面前好好省察。不能太冲动,不要急于报复。

但胡方杰的同伙方保福、林新鹏等人,丧心病狂地急于报复,迫不及待地疯狂反扑。

2004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方保福、林新鹏等人在上陡门召集100多人,指名道姓地诅咒五位有正义感,曾勇敢揭露过胡方杰罪恶的工人,并且说要把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交给撒旦,把他们荣耀夺去,恩赐收回。但这五位神的仆人,因有神的祝福,荣耀依旧,恩赐加倍,到处传道工作得胜。

而胡方杰一伙正如圣经上说的:“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或作‘玷污’)。他们作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被连根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犹11-13)

在光盘上提到:“为什么林、方如此赤裸裸地背道卖力呢?原因是胡方杰素来挪用教会经济“周济”他们。2001年新鹏家失火,房子烧了一点点,所幸现金十万元无损,胡方杰就发动城郊教会送“救灾款”,上陡门、南塘、城郊总会各送一万,并在会上叫每个聚会点发发爱心,(新鹏那次就得到了十万左右人民币的钱)难怪甲里桥某弟兄对人讲:我们敢怒不敢言,上陡门有一位弟兄也是同工,房屋烧光,两个孩子都烧死,教会里提都没提起。

林新鹏是一个惟利是图,对胡方杰言听计从,没有真理,没有恩赐的人。方保福是一个不知廉耻,治家无方的厚脸教霸,胡方杰平时对他们处处呵护,是胡方杰的左右手。 甚至会讲道、查经的黄春平,也因为利为名,在一次聚会中也无理地为胡方杰辩护,说胡方杰贪污美金、奉献款,和鬼讲鬼也不相信。其实鬼是故意说不相信的,黄春平以鬼话来证明胡方杰没有贪污美金与奉献款吗?去年冬,黄春平在东北同工查经时说,五位同工揭露胡方杰贪污美金、私分奉献款、霸占教产、是诬告,已被停工、停餐,公然说谎!

这就证明胡方杰的罪恶何等深重!他竟敢把弟兄姐妹省吃俭用奉献给神的钱,如此乱花!收买与他同样贪得无厌的小人,(这些小人,有的作风败坏,生意亏损,无力谋生,混入教内;有的儿子赌博,吸毒,离婚,解约;有的相信鬼话,自高自大,一口两舌,好说馋言。)使这些小人,觉得胡方杰对他们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所以要肝脑涂地誓死保卫胡方杰。

圣经上教导我们:“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人不可作监督,恐怕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提前3:5-11)

2005年2月,上陡门同工培灵会,藤桥永敬(音)在台上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人把他放下来噢,胡方杰被钉在十字架上血淋淋,没有人把他放下来噢!……” (其实永敬是看错了,胡方杰是哈曼已羞耻地被挂在他为末底改所预备的木架上了。)边说边号啕大哭,会场没有一个人受感动流泪,都觉得他很荒唐!随后他就灰溜溜地下来了。

弟兄姐妹看,胡方杰一伙人的身上撒旦的工作多么明显!证实了光盘上所引的圣经启示录所写到:“……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近日来,一贯紧抓钱囊卖主卖友的犹大胡方杰,(他1974年出卖朔门几十位弟兄姐妹是证据确实抵赖不了的)不但不认罪悔改,反而唆使城郊个别他贪污教会奉献款所周济的“穷人”盗用城郊教会的名,分发传单,抛出了一个恶意攻击教会的决议。传单开头是这样写的:

圣经明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卖主卖友”的事情在教会中也将会不断的发生。

(圣经当然是明说的,难道像你们那样暗说、乱说吗?)

提摩太后书三章写到:“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馋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离了敬虔的实意,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

这些经文用在胡方杰一伙身上都非常合适,只是他们不敢引用。我们大家看到他们所分发的传单引经不仅断章取义、歪曲原意、不顾事实、狡诈误导,而且方式与撒旦完全一致的。

他们矢口否认胡方杰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市里同工们都承认德高望重的邬文华牧师那样语重心长地劝责胡方杰的事,都属于子虚乌有吗?胡方杰霸占的教产(将二幢202室)现在还是他女儿住着是偷梁换柱吗?媚新弟兄在梦中他看着胡方杰,忽然什么都没有了,只看见胡方杰的肚胃,有同工解出来,是指胡方杰就是以肚腹为神,是恶意毁谤吗?何等可怜!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西山教会严正声明如下:

一,西山教会在“文革”期间1969年开始聚会至今,有神明显同在的凭据,有神丰盛的恩典,受洗圣餐,派工奉献,外出布道都一直由本教会负责。城郊是1986年开始建立,西山教会与城郊是连络交通型的。

二,胡方杰等人分门结党,好说馋言,在背后毁谤同工,西山教会同工根据圣经真理,“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作”(多3:10)2003年早已不与他们来往了。他们说要处理早已弃绝他们的同工是非常卑劣、愚妄、可笑的!

三,胡方杰等人以肚腹为神,贪爱钱财,为利混乱真道,分裂教会的种种罪恶是不容抵赖的!还要继续被揭露,被清算,包庇胡方杰罪恶的人若不是因无知受骗,就是与他同流合污一起犯罪,若不悔改,也是要继续付出代价的。

四,胡方杰等人既然那样惧怕光盘,就足以证明是神赐给诚心爱主的人智慧和力量,揭露胡方杰的罪恶是合神心意的,是主所喜悦的。城郊个别人要召集的诅咒会,要诅咒他们认定光盘上材料的提供者,其实光盘上材料的提供者就是胡方杰。圣经上记载:“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路12:1-3)胡方杰犯罪的事实是隐藏不了的,任何人想销毁光盘也不过是痴心妄想。(当年教皇要销毁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也做不到)胡方杰等厚脸教霸越是疯狂反扑,揭露他们罪恶的光盘越会更快更广泛地传开。

五,我们允许并且欢迎胡方杰和要为他辩护的人,在任何教会任何场合,以书面或口头作出辩解。但我们断定胡方杰一伙绝对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一篇是像样的,篇篇都是语无伦次、思维混乱、文句不通、强词夺理。因为撒旦给他们的只有狡诈与狂妄,实际上他们是很愚昧无知、猥鄙懦弱的。

六,请同工弟兄姐妹多多为温州教会祷告,除去罪恶的旧酵,使教会成为圣洁的新团。让胡方杰等人能够赶快认罪悔改或受到神的管教,不要再继续危害温州教会。

源自:温州西山教会


关于温州教会胡方杰事件的几点说明

一、应本事件有关当事人的邀请,郑哲民、范亚峰等组成胡方杰事件法律调查团,已经赴温州就这一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二、双方当事人均声明:自己方与中福圣山博客上的匿名评论无关,均同意:在调查期间,删除中福圣山博客上的相关跟贴。中福圣山博客管理员依照这一共识,删除所有匿名跟贴,并禁止发布与胡方杰事件有关的匿名跟贴。

三、胡方杰事件法律调查团将秉持圣经的爱与公义的教导,以及法律的正当程序,深入调查胡方杰事件。调查团欢迎相关人士提供与这一事件有关的证据或线索,但提供者应实名,以示负责。联系方式:mountainsina@gmail.com。

四、我们欢迎教会内的弟兄姊妹和教会外的朋友监督法律调查团的工作。让我们共同为建造有敬虔生活、纯正真理根基的教会而努力。请弟兄姊妹为调查团的工作代祷,愿神保守我们。

胡方杰事件法律调查团
2007年6月3日

来源: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4d477e09010008v1.html

关于胡方杰事件的调查报告

关于胡方杰事件的调查报告

2003年10月,弟兄姐妹们看到了海外的邬文华牧师录制一个光盘,在光盘上有他责备胡方杰说贪污美金的讲话,温州市教会一些同工都为此议论纷纷。

李忠善、董忠胜等三位弟兄一次到吴某某家,说到教会中的一些事,吴某某情绪激动地说:“市里这一帮都不是人,越掏越臭,比茅坑还臭,都不是人,我也不是人,你们不要把我当人!”三位弟兄听了都很惊讶!吴某某怎么会说都不是人,比茅坑还臭,他自己也不是人,要大家不要把他当人呢?后来许多事使他的话得到证实。

在这以后一次市同工交通会,吴某某在会上突然大叫:“邬文华是大骗子!”众人问他有什么根据,吴某某说:“是上海郑老伯父子说的。”为此市里让四位同工到上海调查,走访郑老伯父子和张桂炎弟兄,郑老伯和他儿子都讲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都为吴某某敢说这样的谎话感到非常愤怒,要找吴某某对质。郑老伯父子和张桂炎弟兄都说邬文华牧师是德高望重很好的神的仆人。

这样的情况吴某某应该为他的说谎而认错,对胡方杰的事应该继续深入调查作出严肃处理,如吴某某所说的 ‘市里这一帮’却没有这样做。

在2003年12月31日,大议会(即年会)上,有一位同工突然拿出一个所谓的“市教会议会决议”宣读、分发,对在教会中勇敢当面揭露胡方杰罪恶的同工李忠善、叶万里、冯恩光、董忠胜、倪荣生等弟兄进行压制、污蔑、恐吓、迫害。

据我们的了解,所谓的“市教会议会决议”,不但没有经过市小议会同工充分讨论,甚至是在小议会同工绝大多数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二个人冒充市教会议会的名义私自写的。现在市教会议会的同工绝大多数人还活着,也有已离世归父,他们都能证明所谓的“市教会议会决议”连一点程序正义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半点实质正义!

这一、二个人不但在神面前罪责难逃,就是在人面前也显得狂妄愚昧,所以惹动众怒,以致后来又出现一个叫“时代信息”的光盘。

2005年4月27日,有一份叫《温州西山教会的严正声明》中写到:

许多同工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叫“时代信息”的光盘,题目为:“除去罪恶旧酵 成为圣洁新团。”光盘揭露胡方杰贪污美金、教会奉献款、霸占教产等等的罪恶。了解内情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致认为光盘上内容十分属实、证据非常充分。不过还只仅仅揭露的是胡方杰所犯罪恶的小小一部分,如有的同工弟兄姐妹说的,那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这份《温州西山教会严正声明》结尾处还写到:
四,胡方杰等人既然那样惧怕光盘,就足以证明是神赐给诚心爱主的人智慧和力量,揭露胡方杰的罪恶是合神心意的,是主所喜悦的。城郊个别人要召集的诅咒会,要诅咒他们认定光盘上材料的提供者,其实光盘上材料的提供者就是胡方杰。圣经上记载:“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路12:1-3)胡方杰犯罪的事实是隐藏不了的,任何人想销毁光盘也不过是痴心妄想。(当年教皇要销毁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也做不到)胡方杰等厚脸教霸越是疯狂反扑,揭露他们罪恶的光盘越会更快更广泛地传开。
五,我们允许并且欢迎胡方杰和要为他辩护的人,在任何教会任何场合,以书面或口头作出辩解。但我们断定胡方杰一伙绝对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他们写的东西没有一篇是像样的,篇篇都是语无伦次、思维混乱、文句不通、强词夺理。因为撒旦给他们的只有狡诈与狂妄,实际上他们是很愚昧无知、猥鄙懦弱的。
六,请同工弟兄姐妹多多为温州教会祷告,除去罪恶的旧酵,使教会成为圣洁的新团。让胡方杰等人能够赶快认罪悔改或受到神的管教,不要再继续危害温州教会。

鉴上述等种种原因,我们认为胡方杰假若是清白的,温州教会不予以澄清;如果胡方杰确实是犯了罪,温州教会不对他实行惩戒,都是温州教会同工对神的不忠和对弟兄姐妹的亏欠,是温州教会的羞辱!所以我们温州教会几位同工组成调查组对‘胡方杰事件’进行调查,现将事实报告如下:

一个工人  造反起家

胡方杰上个世纪70年代不过是温州剪刀厂的一位普通工人,靠造反起家,虽然经济条件比较差还据说娶了厂团支部书记的妹妹为妻,胡方杰的妈妈是一位很好的姐妹,当时弟兄姐妹在他家楼上聚会,叫他上来他也不愿意上来,总是说自己很忙很忙不愿意参加聚会。一直到他妻子生双胞胎女儿时难产去世,双胞胎女儿也失去了一个,他表现出悲痛欲绝样子时大叫‘皇天!三界!’,不会求告上帝。后来他感到绝望虚空时才参加聚会,聚会不久没几个月,他就追一位姐妹,那位姐妹不愿意嫁给他,他很痛苦时,郑大同同工出面劝一位姐妹要因主爱的缘故嫁给他,郑大同同工还被那位姐妹的哥哥骂,说为什么要他的妹妹嫁给‘男子客’(温州话结过婚的男人)。胡方杰进教会后,就把‘文革’造反的那一套带进了教会,取得郑大同同工信任后就开始暗中拉帮结派。郑大同同工过早地对他委以重任,也没有及时地发现他的问题,是有亏欠的。

一次出卖  终身受制

胡方杰与那位姐妹结婚后,参加聚会也比较多了。‘文革’期间温州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到1974年温州教会增长很快,朔门教会陈德道弟兄的祖母丧礼规模影响都比较大,引起当局注意,陈德道弟兄为此坐牢,公安局人员把胡方杰叫去查问,因胡方杰就住在朔门,对同工弟兄姐妹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把教会的情况都对公安人员说了,后来公安人员找青少年弟兄姐妹谈话,胡方杰对他们说,教会的情况他都说了,叫他们不要再说了,朔门教会的负责同工郑大同弟兄还以为胡方杰因着软弱把教会的情况向公安人员说了已经后悔,所以叫其他弟兄姐妹不要再说了,其实他是可能是因他已经说得很彻底了,别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可说了,更可怕的是他是认为不要让其他人抢了他的功劳,所以不让别人再说了。公安局办‘学习班’时,把朔门教会所有主要的同工弟兄姐妹都叫去了,连比较活跃的十五、六岁的小姐妹都被叫去,胡方杰与另一位被教会弟兄姐妹称为‘犹大’的李××分别担任两个组的组长,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实事,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温州教会的许多同工都受过逼迫,如林乃娒、缪志彤、郑大同、叶正春、张可爱、陈荣生、吴显雄等同工都受过苦或坐过牢,唯独胡方杰没有,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其实胡方杰一直受到一些部门及贪官的关照庇护是与他卖主卖友及拿教会的钱去打了‘交道’有关,但他也付出了终身受制无法挣脱的代价,他虽为利不想摆脱,但若实事他已犯罪触犯刑法还是谁也保他不了的!
                                       
一张借条  一条命案

1985年5月25日胡方杰向朔门教会阿雷弟兄借了现金一百元,阿雷弟兄去上海胡方杰还托他把一些假的金首饰带到上海去卖,但阿雷弟兄去了上海后一个来月没有音信,他家人和弟兄姐妹都很担心,但胡方杰与一些人祷告都说:‘平安,平安……’后来祷告时居然还确定说阿雷弟兄几天以后几号要回来,但到了那天阿雷弟兄一直没有回来,阿雷弟兄的爸爸和胡方杰一起去上海各处公安局打听,发现一位被害已火化的青年衣服上剪下来的布料,就是阿雷弟兄的,阿雷弟兄的爸爸要求上海公安局把案件查清楚,胡方杰却毫无根据地对公安局人员说,阿雷弟兄的脑子有问题的,意思说阿雷弟兄是有神经病的,阻止上海公安局对阿雷案件的调查,阿雷弟兄去世后,胡方杰尽量隐瞒,不让教会弟兄姐妹为他开追悼会,他的理由很有意思,说:“人都死了还开什么追悼会!”,说这样话的人才是有神经病的,难道人活着需要开追悼会吗?实际上阿雷弟兄的死可能和胡方杰的假金首饰有关,查起来可能牵涉到胡方杰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胡方杰认为阿雷弟兄既然死了,他借阿雷弟兄的一百元,就死无对质了,在1985年时一百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后来阿雷弟兄的爸爸发现了胡方杰的这张借条,他在等胡方杰自己提起,但等了二十多年胡方杰一直没有提起。阿雷的爸爸就渐渐地看透了胡方杰贪婪丑恶的本质,胡方杰是万万想不到这张借条会成为他绝对抵赖不了的一条重要的罪证。(见借条复印件)

一万美元  贪污九千

由洪恩光弟兄介绍,十几年前台湾中华基督徒重生礼拜堂邬文华牧师,为帮助朔门教会购买祷告的房屋,装修培训师资卧室。经摩西弟兄把叁仟美元现金和柒仟美元银行存款,总共一万美元都交给胡方杰。因为胡方杰以为邬文华牧师年迈、身体不好,不会再来大陆。胡方杰只拿出壹仟美元,换成人民币一万元,搞了一下祷告的房屋、培训师资卧室的装修,也只用了几千元人民币,也有好几仟元不知派什么用场,把九千美元都贪污了。

2002年,邬文华牧师要见胡方杰时,胡方杰就是千方百计地回避不见,说他是台湾来的,洪恩光弟兄说,你拿钱时也知道他是台湾来的都见了,这次为什么不见!

回避不了,见到邬文华牧师时,胡方杰显得很坐立不安,邬文华牧师问到那一万美元的时候,胡方杰就百般抵赖,说只有壹仟美元,邬文华牧师非常愤慨地当面责备了胡方杰,邬文华牧师颇有先见之明,作了录像为证。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邬文华牧师与胡方杰无冤无仇,他说也不是来要钱,不够用还可以再给,只是说胡方杰这样不诚实,不是神的仆人,邬文华牧师甚至说他若没有给胡方杰一万美元,出去给车撞死,(虽然邬文华牧师这样说不一定都恰当,)但他问胡方杰是不是也敢这样说,在场的人都看到胡方杰整个脸鐡青,脸上肌肉颤抖,神色谎张,语无伦次,哆哆嗦嗦地说:‘上帝在上,上帝在上……’上帝在上谁不知道!雅各书二章19-20节写到:“你信 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哪,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有弟兄问王忠孝弟兄,胡方杰是否有贪污美金的事?王忠孝弟兄说:‘胡方杰贪污美金的事是属实的,是有的,叫胡方杰要好好悔改!’后来胡方杰打电话给王忠孝弟兄说要见他,王忠孝弟兄说不见他,说他是不受欢迎的人。根据胡方杰过去和以后所作所为的许许多多事来看,所以包括邬文华牧师、王忠孝弟兄在内的许多同工都认为胡方杰是死的,是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他有奸商的诡诈,也有小市民的平庸,他许多罪恶都会一一曝光!

一笔专款  二人私分
   
1997年,朔门教会一位弟兄说要购买房子作聚会点,林肇新弟兄出于对神的感恩奉献十万元交给那位弟兄,但他隐瞒了此事,又以教会的名义要信徒捐款借钱买房装修,直到聚会了好几年了也不提起。神是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的物当归给神。

2000年,那位弟兄患了肝癌,经祷告,神明显提醒他:“挪用公款,被神击打!”那位弟兄为了求神医治,也想悔改保身活命,但他不是把钱明中交给教会弟兄姐妹,而是暗地里召了胡方杰、另一位姐妹,退出十万元奉献款的钱交给胡方杰。那位弟兄十几天后离世。胡方杰对教会弟兄姐妹隐瞒此事,把购买作教会聚会点房子的专用款项,作为“同工帮补”的名义分给了胡方杰与宁波的培蒂了,温州有许多比他们清贫得多很需要帮补的同工都不帮补,却‘帮补’给胡方杰他自己与那个宁波有弟兄姐妹说和胡方杰很要好的离婚的女人培蒂! 这是多么地疯狂、放肆、荒谬、滑稽!弟兄姐妹爱心奉献的专用款项,就这样被胡方杰等人私自瓜分了!

一间教产  霸为私有

胡方杰理应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痛改前非,至少是有所收敛,不要过分放肆,但事实并非如此,错谬的心使胡方杰更加嚣张疯狂,把将军桥教会的教产(将二幢202室),当时价值五十七万元的房屋,以八年前房价十伍万八仟元价格霸占为已有,给他女儿结婚作新房,明显贪污了四十一万二千元,胡方杰还说已有八个‘负责人’签名送给他的,这是多么强词夺理!既然是教产,就是每个信徒都有份,任何人没有权利这样做!他用的是社会上贪污犯惯用的手法,说下级送给他的,性质极为恶劣!难怪将军桥的弟兄姐妹非常气愤!在被他霸占的房屋门上贴上:“教产作洞房间,教会中王天义”(王天义原鹿城公安局局长,贪污犯,判死缓),这些事实,难道胡方杰以及要为胡方杰辩护的人能否定得了吗?!

我们同工问北京的来温州调查‘胡方杰事件’的学政法的范亚峰弟兄,胡方杰这样做是属于什么性质,范亚峰弟兄说:‘是属于以权谋私!’旁边有德国留学回来《教会》杂志的主编何当弟兄在场,可以作证。

什么是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  腐败就是利用公权公职采用不合法、不道德的手段,为自己、自己的家族、自己所属的小集团谋取私利的现象,简言之“腐败就是用公权谋取私利。”

胡方杰共有五套房产,其中至少有三套是属于不明资产是属于以权谋私贪污得来的!传福音靠福音养生是正常的,为了发财就是犯罪!就会成为为利混乱主的道的人了! 胡方杰不从事正当的职业,也不好好研读圣经,专门研究如何霸占教会权力,并利用公共权力,把贪污来的钱供自己挥霍,还让他的儿子去南韩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比社会上大老板比贪官污吏还阔气。有人问他怎么会让儿子去南朝鲜看足球赛,他又说谎,很便宜的只有几千元。几千元也不便宜,其实需要一二万元!

朔门一位弟兄原来住岳父家,只建了小小的房子,胡方杰却说救主都快来了,要房子干什么,反正要给火烧掉的。他自己却贪得无厌,多处购置房产。胡方杰不仅言行不一,‘末世论’上和邪教头目很类似。

胡方杰不但不会传福音,还很会弄虚作假,有一次领了一个假和尚到教会,做了一段时间假弟兄,那段时间胡方杰就大肆宣扬,他怎么这么领和尚信主……不久那个‘和尚’就撕下伪装,暴露了一个贪吃懒做凶暴打人贪财淫乱无赖的本相,胡方杰给他自己取名叫‘恩平’,给他那个‘和尚’取名叫‘恩召’,简直是一对贪兄淫弟!他在教会中腐败犯罪还有什么可以抵赖的!

一贯说谎  迫害同工

在阿雷弟兄去世后,一些弟兄姐妹觉得阿雷弟兄的死与胡方杰有一些关系,而且胡方杰与一些人祷告时说,阿雷弟兄是平安的,并说他某一天要回来,也是错了,没有应验,因弟兄姐妹向郑大同弟兄反映,但郑大同弟兄向胡方杰问到阿雷弟兄的事的时候,胡方杰非常心虚地说:“你认为阿雷弟兄是被我害死的吗?”郑大同弟兄说:“我没有这样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弟兄姐妹认为在这件事上你有一定的责任。”胡方杰居然对他妈妈说,郑大同弟兄说阿雷弟兄是被他害死的。胡方杰的妈妈是一位很好的姐妹,有一天胡方杰的妈妈问郑大同弟兄说:“我听阿杰说,你说阿雷是被我阿杰害死的”。郑大同弟兄被她说得一头雾水,向她解释他根本就没有这样说,后来郑大同弟兄渐渐发现胡方杰在很多事上都在说谎。

在一次祷告会上,郑大同弟兄在祷告中提到,求上帝把说谎的灵除去,胡方杰突然“武”了起来,很凶,脸色很难看很狰狞,好像就要打人的样子,他妈妈也非常惊讶,一边阻止他一边说“阿杰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此后胡方杰就更加变本加厉地说谎逼迫陷害同工,因为当时我们同工已看过一些教会历史与神学方面的书,知道圣餐上“质变论”、“变体说”是错的,祝谢后圣餐的饼与杯不是物质变了,是我们凭信心领受是主的身体和宝血。胡方杰用‘文革’造反的那一套,利用弟兄姐妹的单纯幼稚,大肆造谣攻击郑大同同工。伙同他父亲胡佐华(又名胡恩)耍阴谋诡计,背后定同工罪,不让同工有半点解释,明明是胡方杰贪权贪财,说谎造谣,不懂圣经,他父子俩不让同工澄清事实。

郑大同同工引圣经上尼哥底母说的话:“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约7:51)胡恩竞当着十几位弟兄姐妹的面,以沙哑混浊的声音,恶狠狠地说:“没有听耶稣本人口供定罪也定了!”当时脑子反应还不算慢的郑大同弟兄一下子给他们搞闷掉了,心里想耶稣也对他们没有办法,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郑大同弟兄回到家里时还呆呆的,他妻子问他怎么样了,郑大同弟兄说,胡方杰的父亲胡恩说:“没有听耶稣本人口供定罪也定了!”我还有什么办法?郑大同弟兄的妻子说:“他们自认他们是耶稣的仇敌,还把你和耶稣来比,那好嘛,你怕什么? !”胡方杰父子俩完全站在耶稣的对立面,与救主为敌,的确有魔鬼的权势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有技俩胆敢把正直指出他们错谬,很多方面都比他们优秀,只是不像胡方杰那样刁恶奸诈的同工,一个个逼出朔门教会,他这样逼迫同工分裂教会不但使朔门教会温州教会上帝所搭配的恩赐严重失去平衡,更使胡方杰的权欲极度膨胀,腐败越来越严重。

正如有人所说的胡方杰在温州教会一些的‘地位’(他甚至在外地自称是温州教会的总负责),是靠陷害、打击属灵长者与愚弄、诱惑信徒而窃取的。是一个典型现代版的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

而被胡方杰逼出朔门教会的同工郑大同、王建新、胡道来、林永杰、倪荣生、叶万里等都蒙神赐福,圣工做得都比胡方杰好,这是有目共睹的 !而紧跟胡方杰的人没有一个结好果,也没有一个有好结果,这是多么可怕的实事!

其实胡方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至今,继被胡方杰等人称为‘真理工人’后来被魔鬼欺骗发疯致死的李银林之后,在教会中一直搞分裂,他不但在朔门、在城郊搞分裂,就是在东门也搞分裂!

前段时间东门教会的情况大家必有所闻,吴某某分裂教会逼迫同工的手法与胡方杰如出一辙!他们写的所谓什么‘决议’语气也与胡方杰非常相似。

他们高傲地翘着头,分裂教会逼迫同工都说自己是‘拔稗子、砍枝子’,他们根本不认真读圣经,他们是有拦阻的,魔鬼在他们身上工作很明显,他们妄称神的名说假预言,还不惧怕,其实他们才是稗子!现在神还没有把他们拔了,是神的爱和智慧,他们若不悔改就要被丢在火里,也是必然的事!他们不断地夸口,有些方面拜偶像的人比他们更有可夸的,有些事不要说来世,就要今生也还不是最后的答案,他们还以为他们很了不起,不久他们就会起不了!

胡方杰、吴某某是分裂温州教会的罪魁祸首!与会堂分开,他们说是为了路线,接着家庭点又不断地争闹、分裂,就说明他们是为了争名夺利而把自己说得比神还公义,实事证明分裂教会的人可能得意一时,但最终都没有好下场!

箴言六章12-15节写到:“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划,心中乖僻,常设恶谋,布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许多同工说,胡方杰不是我们的私敌,他是教会的公敌!如保罗对行法术以吕马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徒13:10)当然我们还没有保罗当时那样的权柄,使他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但我们要遵行圣经教导:“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提前5:20)我们若不这样做,有些人就会情不自禁放肆地犯罪作恶,迫害同工苦待神的仆人。
“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趟浑之泉,弄浊之井。”(箴25:26)其实有时候神的仆人在恶人面前退缩,也是很亏欠的,因为那样会把水搞得浑浊,会破坏见证!
“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弗5:10-13)

俗语说:贼怕声响鬼怕光!我们不想断定胡方杰只能躲在暗处,不敢对这份调查报告作出应有的回应,但我们再一次引用《温州西山教会严正声明》的一段话:我们允许并且欢迎胡方杰和要为他辩护的人,在任何教会任何场合,以书面或口头作出辩解。

这一回胡方杰再也不能躲在暗处了,因为胡方杰再也搞不出一个能包庇他的所谓的什么“教会决议”了。希望胡方杰能够赶快认罪悔改!胡方杰若能真心认罪悔改大家还会饶恕他的!
                         

温州教会同工调查组    2012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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